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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掌叫絕。
炎櫻還很勇敢，作風大膽，這表現在她的作文和說話上——中國人有句話：“三個臭皮匠，湊成一個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彷彿的諺語：“兩個頭總比一個頭好。”於是炎櫻在作文裡寫：“兩個頭總比一個好——在枕上。”讓看卷子的教授大為瞠目——那教授是位神父。
她的大膽更表現在行為上，或者說，是心態上。歐戰爆發，香港被轟炸，飛機在天上嗚嗚地飛，不知道什麼時候就丟一顆炸彈下來，大家都驚惶悲痛失魂落魄，只有炎櫻一樣地開心，興致勃勃，自得其樂，不僅偷偷跑去城裡看五彩卡通電影，回來又獨自跑到樓上洗澡，流彈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還在盆裡從容地潑水唱歌，讓舍監極為驚怒而恐慌——但她是炎櫻，舍監又能拿她怎麼樣呢？
張愛玲聽著炎櫻的歌聲，無法不心折。
炎櫻是特立獨行，獨一無二的，然而她又並不是“遺世獨立”的“獨”，而是“獨樹一幟”的“獨”。
兩個很“獨”的人走在一起，就變成了“雙”，所以張愛玲後來寫了《雙聲》——她們倆走在一起，一個高而窈窕，是“鷺鷥”；一個矮而腴麗，像“香扇墜兒”。從外形上已經相映成趣，再一唱一和地說起話來，略加整理就是一篇妙趣橫生的好文章，但那是回到上海以後的事情了。 。。
第四章 香港的求學歲月（5）
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好，總想著要把自己所有所能的儘量給她，張愛玲對炎櫻便是這樣。然而她除了自己的天才也別無所有，於是為她寫了許多文字，還畫了許多畫。
有一張炎櫻穿襯裙的肖像畫，被一個俄國老師看到了，十分欣賞，一定要張愛玲賣給他，答應給五塊錢，看到她們兩個面有難色，又趕緊解釋：“五元，不加畫框。”
那期間張愛玲畫了許多畫，由炎櫻著色，她們合作得親密無間——這種合作後來一直持續到回上海，炎櫻替她設計過《傳奇》增訂本的封面，後來又替胡蘭成的雜誌《苦竹》設計封面。
在香港求學期間，她又重新拿起畫筆來，替房東太太、燙髮的少奶奶、有傳染病的*畫素描，畫了許多雜亂重疊的人頭，自己看了沾沾自幸，覺得以後再也不會畫出這樣好的畫來了——她的悲觀的心態就像她最喜歡的那幅高庚的名畫《永遠不再》，總是每每看見好的事物便覺得這是空前絕後、不可多得、稍縱即逝、永遠不再的。一面在畫，一面已經擔心自己會江郎才盡，失去作畫的能力。
有一幅畫，炎櫻給上了顏色，全是不同的藍與綠，愛玲尤其喜歡，說是有古詩“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的意味。還有一句話她沒有說出口——她母親一生中最喜愛的顏色，便是藍與綠。她永遠都不會忘記，母親為她照片上色的情形，色調是藍與綠；母親在她四歲時第一次離開中國去留洋，也是穿著藍綠的衣裳。
那是母親的顏色，母親的神情——每當炎櫻為她的畫上色的時候，便是張愛玲最愛她的時候。她看著炎櫻，看她專注地為畫稿著色，看著自己最好的朋友，想著那遙遠的遙遠的母親。
一個愛畫的人，對顏色是敏感的，連帶地也註定會在乎穿戴。然而早在上海時，母親就曾與她有過一項協議：若是想嫁人呢，自然可以多買些衣裳打扮自己；若是想升學，那便只好先顧學費。
張愛玲十分痛苦於這項選擇，因為結果是不需要猶豫的，猶豫的只是過程——她當然會選擇升學，可是她又好希望有新衣裳穿。
來了香港後，她發奮用功，一口氣拿了兩個獎學金，獎金25英鎊，在當時的香港，這已經超過大部分人一年的收入了。愛玲自覺為母親省了一點錢，而且也要獎勵自己一下，便大膽地揮霍一次，買了衣料自己設計服裝，隨心所欲地做了幾件奇裝異服，大穿特穿了一回。
那些衣裳裡，有一件矮領子的布旗袍，大紅底子上一朵一朵藍的白的大花，兩邊沒有紐扣，穿的時候像汗衫一樣鑽進鑽出，領子矮得幾乎沒有，下面還打著一個結，袖子短到肩膀，長度只到膝蓋。那大膽的設計，連炎櫻看了也驚歎不俗。
炎櫻也是喜歡自己設計服裝的，找出母親的一條紫紅色的大圍巾，把兩頭鉸下來縫成一件毛線背心，寬肩，掐腰，齊腰一排三四寸長的同色同線的流蘇，隨著她的走動一步一搖，更像一枚小巧靈活的香扇墜兒了。
他們兩個走在一起，奇裝異服，招搖過市，一起去中環天星碼頭青鳥咖啡館買“司空”，一種三角形的小扁麵包，比蛋糕還細潤，輕清而不油膩，一次買半打，兩個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