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朱元璋開國與崇禎帝失國的命理流年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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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監王體乾語）而已。病重時，信王入見，熹宗拍著榻說道：“來！吾弟當為堯舜。”　命他繼位，次日，召見內閣大臣黃立極，說：“昨召見信王，朕心甚悅，體覺稍安。”八月乙卯日，天啟帝駕崩於乾清宮，終其一生。《明史卷二十二&amp；#8226；天啟帝本紀》評價說：熹宗“在位七年，婦寺竊權，濫賞淫刑，忠良慘禍，億兆離心，雖欲不亡，何可得哉？”

熹宗朱由校駕崩無子，臨終遺詔，以其五弟朱由檢即皇位。朱由檢在18歲即位後，面對著危機四伏的政治局面，殷切地尋求治國良方，勤於政務，事必躬親。與前兩朝相比較，朝政有了明顯改觀。天啟七年（1628年）十一月，崇禎皇帝在剷除魏忠賢的羽翼崔呈秀（？—1627年）之後，再將其貶至鳳陽，途至直隸阜城，魏忠賢得知大勢已去，遂與一名太監自縊而亡。此後又殺客氏，崔呈秀自盡，其閹黨260餘人或處死、或發配、或終身禁錮。與此同時，*冤獄，重新啟用天啟年間被罷黜的官員。起用袁崇煥為兵部尚書，賜予尚方寶劍，託付他收復全遼的重任。為剿流寇，崇禎先用楊鶴主撫，後用洪承疇，再用曹文詔，再用陳奇瑜，複用洪承疇，再用盧象升，再用楊嗣昌，再用熊文燦，又用楊嗣昌，十三年中頻繁更換圍闖軍的將領。這其中除熊文燦外，其他都表現出了出色的才幹。然皆功虧一簣。「闖王」李自成數次大難不死，後往河南聚眾發展。朱由檢一生操勞，旰食宵衣，每天夜以繼日的批閱奏章，節儉自律，不近女色，天天生活在操勞、恐懼、痛苦、煩躁與焦慮之中。崇禎十五年（1642年）七月初九，因「偶感微恙」而臨時傳免早朝，竟遭輔臣的批評，崇禎連忙自我檢討。自崇禎元年（1628年）起，中國北方發生可怕的旱災，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崇禎七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書呂維祺上書朝廷：「蓋數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挽輸。庚午（崇禎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村無吠犬，尚敲催徵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燐，夜夜似聞鬼哭。欲使窮民之不化為盜，不可得也」。旱災又引起蝗災，使得災情更加擴大，河南於崇禎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其饑民多從李自成。崇禎朝以來，陝西年年有大旱，崇禎二年五月正式議裁陝北驛站，百姓多流離失所，崇禎三年（1630年）陝西又大飢，陝西巡按馬懋才在《備陳大飢疏》上說百姓爭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剝樹皮吃，樹皮吃完，只能吃觀音土，最後腹脹而死，六年，「全陝旱蝗，耀州、澄城縣一帶，百姓死亡過半」。這時華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崇禎十四年七月，疫疾從河北地區傳染至北京，崇禎十六年，北京人口死亡近四成。江南在崇禎十三年遭大水，十四年有旱蝗並災，十五年持續發生旱災和流行大疫。地方社會處在了十分脆弱的狀態，盜匪與流民並起，各地民變不斷爆發，北方皇太極又不斷騷擾入侵，明廷苦於兩線作戰，每年的軍費「三餉」開支高達兩千萬兩以上，國家財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餉的情況普遍，常導致明軍內部騷亂譁變。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剛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屢鑄大錯：前期剷除專權宦官，後期又重用宦官；隨著局勢的日益嚴峻，朱由檢的濫殺也日趨嚴重，總督中被誅者七人，巡撫被戮者十一人。明思宗亦知不能兩面作戰，私底下同意議和。但明朝士大夫鑑於南宋的教訓，皆以為與滿人和談為恥。因此明崇禎對於和議之事，始終左右為難，他暗中同意楊嗣昌的議和主張，但一旁的盧象升立即告訴皇帝說：「陛下命臣督師，臣只知戰鬥而已！」，明思宗只能辨稱根本就沒有議和之事，盧象升最後戰死沙場。明朝末年就在和戰兩難之間，走入滅亡之途。崇禎十五年（1642年），松山、錦州失守，洪承疇降清，崇禎又想和滿清議和，兵部尚書陳新甲因洩漏議和之事被處死，與清兵最後議和的機會也破滅了。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臨沒頂之災，崇禎帝召見閣臣時悲嘆道：「吾非亡國之君，汝皆亡國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無一人相從？」在陳演、光時亨等反對之下未能下決心遷都南京。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一日，大同失陷，北京危急，初四日，崇禎任吳三桂為平西伯，飛檄三桂入衛京師，起用吳襄提督京營。六日，李自成陷宣府，太監杜勳投降，十五日，大學士李建泰投降，大順軍開始包圍北京，太監曹化淳說：「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三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