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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裝成教育的推廣（4）
政府也十分樂意認為製藥公司是教育師。衛生與公共事務部總監察長辦公室在2003年的指南中警告，不能給醫生各種禮物誘使他們開方、建議或是購買某種特定藥物或裝置。但是該指南還說：“有一些特殊情況，即製藥公司捐贈和組織的教育活動的獎金和贊助不太可能產生欺詐或濫用的情況，如果這種獎金和贊助沒有被限定在特定的內容或人員身上的話。”他的高階顧問說：“總監察長辦公室認為，這些資金不是給醫生或其他可能給企業帶來利益的人的變相報酬。”
為了能在非法的引誘與教育之間建立一道防火牆，總監察長建議製藥公司“將它們的贈款發放部門與銷售和推广部門分開”。但是誰都沒有提出“製藥公司是否可以既參與教育，同時又進行推廣”這樣的疑問。但是，既要製藥公司推廣它們的藥物——只說藥物好的方面，又要他們能夠提供毫無偏見的資訊——有些資訊對它的藥物可能是不利的，這簡直就是不可能的。更不可思議的是建議將這些活動“分開”，難道透過將機構分散在不同的辦公室而不是在同一間屋子裡、或是增設兩個分支機構，就可以掩蓋事實真相了嗎？這些分支機構終歸還是整個公司的一部分，並且它們共同的目標就是銷售藥物。
教育消費者
製藥公司聲稱它們也“教育”消費者。2002年，通用電氣公司在大型製藥公司贊助下開創了病人頻道。該頻道向全國醫院裡的病人和等待就診的病人播放一些醫療節目，中間穿插藥物廣告。一年之內，大約有800家醫院贊助了這個一天24小時、一週七天不間斷播出的電視網。病人頻道完全由廣告商贊助，醫院一分錢也不用花。病人可以在節目時長半小時的短片中進行選擇，例如“與癌症相關的疲勞”或“輕鬆呼吸：過敏和哮喘”。醫院很喜歡這個主意，因為它們被告知，經鑑定，這些節目能夠幫助病人瞭解自己的病情。但是，醫療保健組織聯合鑑定委員會卻並不認可這一說法。在2003年給通用電氣公司的一封信中，委員會主席指出，醫院給病人的教育應當針對特定病人的需要，而不是用電視節目的形式。
該信中還提到“被審查者對教育節目和推廣節目之間的差別沒有足夠的認識。”與衛生與公共事務部總監察長的觀點一樣，鑑定委員會似乎也認為製藥公司可以同時從事推廣和教育，只要它們說清楚它們在做的是哪項活動即可——也就是建立一道防火牆，將兩項活動分開。但是，實際上沒有什麼防火牆，因為製藥公司做的根本不是教育（如果真是做教育的話，它們會銷售它們的教育計劃，而不是將教育免費贈送或者給別人錢讓別人相信它們）。為什麼將教育計劃與推廣計劃分開會產生這麼多困難？就是因為二者其實是一回事——都是推廣。病人頻道的銷售主管凱利·彼得斯（Kelly Peterson）在懇請製藥公司做廣告的時候說，這個頻道可以使製藥公司“直接將它們的產品與醫院中的病人聯絡起來”。當然是這樣了。它可以將脆弱的、受控制的病人抓到公司的門前——更準確地說，是將公司的門抬到了病人面前。
另一種偽裝成教育的推廣形式是對患者支援團體的贊助。許多這種團體都只不過是製藥公司的排頭兵。受某種疾病困擾的人們相信他們找到了一個支援網路，來提高對這種疾病的認識，但是這實際上只是製藥公司推廣藥物的一種方式。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們的支援團體背後是製藥公司；還有一些人相信製藥公司只是想幫助教育人們。
看看丙型肝炎（Hepatitis C）聯盟。它們看似一場喚起人們對丙型肝炎的危害意識的草根運動，影響了大約4百萬美國人。但事實上，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道，這場運動是由製造Rebetron（丙型肝炎的主要治療藥物）的先靈葆雅公司發起的。服用Rebetron一年需要花費18 000美元。擁護團體透過將這種疾病宣傳得廣為人知，並向保險公司施壓，從而增加銷量。這也許是件好事，但是該公司顯然在極力隱瞞它贊助了這些活動的事實。海斯汀中心（生物倫理學思想庫）的主任托馬斯·默裡（Thomas Murray）認為：“一家公司創辦了一個組織，卻將其偽裝成一個真正的自發產生的草根組織，這裡面存在道德問題。困擾我的正是這種騙局。”
最讓人倒胃口的推廣活動是惠氏公司對大學生關於抑鬱症的教育。這次活動推廣的正是疾病本身。如果學生相信他們得了一種可治療的抑鬱症，該公司的藥物Effexor就很容易賣出去了。為了達到這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