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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立場介於第一種與第二種之間，是“理想主義的現實主義”或者“現實主義的理想主義”，即中文所說的“調和派”或“折中主義”。這一立場本著全球化、經濟相互依存等國際環境的變化，超越狹隘封閉的國家利益，而追求能夠與世界各國的利益相協調的開放性的國家利益，即“國際利益”，其外交手段必然成為“國際協調戰略”。不過，這一立場在日本國內往往被批判為“軟弱”或“隨大流”。實現戰後日本“迴歸”國際社會的首相吉田茂曾經在國會上說：
作為外交的基調，我們一定要努力去伸張日本的國家利益，但其利益必須得符合世界共同的利益。換句話說，倘若日本採取與世界的繁榮、和平相悖的政策，它最終將不利於日本的繁榮與和平。日本的外交政策應該與世界的主流相協調，同時保持日本的自主性，儘量與世界其他國家協調發展。
在我看來，吉田首相與其說是“理想主義的現實主義者”，還不如說是正視日本與國際社會現實的“實用主義者”。他吸取過去的歷史教訓，客觀地觀察當時的國際形勢與日本所處的狀況，從此把日本外交的走向寄託於國際協調。
其實，即使是否定國家利益的理想主義者，也應該把追求國家利益當做前提，否則無法界定真正的“國際利益”。而“第三種立場”恰恰把目標定位在如何協調本國利益與他國或國際社會的利益上，在這點上，它與第一種和第二種立場存在本質的差異。2000 年1月，在《21世紀日本的構想》論壇第一小組提交給當時的首相小淵惠三的報告中，就提倡了“開放的國家利益”（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不增進國民利益的對外政策在日本國內不可能持久，而盲目地單方面追求本國利益的對外政策在國際上也不能持久。重要點在於追求“開放的國家利益”。這是站在與他國相互尊重彼此利益的高度，透過加強與他國的友好關係來改善國際環境，長期、間接地滿足本國需求的外交戰略。日本需要的不是追求“零和博弈”的僵硬方式，而是透過維護並加強國際經濟體系或國際秩序，努力改善欠發達國家的發展、促進與其他各國合作解決全球規模的問題等，有利於增加國際公共財富的途徑，與他國共同分享利益的方式。
在瞭解了日本國內有關國家利益的三種不同立場後，我們來進一步討論一下，日本究竟該採取什麼樣的國家利益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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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前、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1）
第二章 日本的國家利益與外交
三、戰前、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
下面我將梳理、分析日本在戰前和戰後分別是如何討論國家利益的，資料來源主要是日本政府歷任首相在戰前帝國議會和戰後國會的施政方針演說。施政方針演說的內容一般涉及內政與外交，討論每一個政權重視、並在國內引起廣泛關注的問題，表明當時政治家的基本認識與基本對策。從客觀性（“國會”這一公共場所的公示發言）、可信性（作為記錄儲存的公示檔案）、可靠性（自國會開設以來，所有首相以同樣的形式，在同樣的條件下進行的演說作為資料持續地保管）的角度來說，這是幫助我們“追蹤”日本戰前、戰後政府的正式立場與見解的有效的公開資料。當然，戰前，尤其是政黨政治遭到危機的“5？15事件”關於“5？15事件”，發生在1932年（昭和七年）5月15日，以日本海軍青年軍官古賀清志中尉為首，包括陸軍士官學校學生及右翼團體在內的“過激派”襲擊了首相官邸、警察廳和日本銀行，槍殺了當時的首相犬養毅。此惡劣行徑進一步暴露出當時日本政黨政治無力，軍部勢力急劇上升的態勢。——編者注
（1932年）以後，軍事部門失控，議會流於形式化，演說也相應地脫離了國際形勢的現實，內容則變成了自以為是的狀態。雖然如此，但對於研究當時的政治狀況與國家利益而言，施政方針演說仍不失為有用的資料。
關於戰前，我將例舉從第一屆帝國議會（1890年）山縣有朋首相的演說一直到第八十七屆帝國議會（1945年）鈴木貫太郎首相的演說（總共79次），把焦點放在其中的對外政策上來討論。
關於戰後，我將舉國會吉田茂首相（1950年）至福田康夫首相（2008年），每年舉行一次的施政方針演說（總共59次），同樣把焦點放在其中的對外政策上，並抽出演說中對國際形勢的認識與外交的基本方針，對安全與繁榮這兩個國家利益的基本要素的內容進行整理。除了首相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