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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形勢下，在日美安保體制的框架內確保安全，實際上是日本唯一現實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日本很難完全貫徹政治上的“自主”。不過，回過頭來看，恰恰是這種環境排除了軍國主義，使日本以和平的方式處理與亞洲各國的關係。在實現關係正常化上，應該說那是一種高明的做法。
日本在沒有成為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情況下，堅持不懈地發展經濟，結果實現了被稱為“獲得了歷史性的”的高速增長。1964年，日本成為第一個加入“富國俱樂部”——國際經濟合作與開發組織（ＯＥＣＤ）的亞洲國家。隨後，成為亞洲唯一參加1975年開始的七國首腦會議（峰會）的成員。
不過，迴避了軍事或理念差異，一味追求經濟利益的日本，仍然引起了亞洲各國的反感。經濟至上主義使日本被批判為“經濟動物”，在田中首相對東南亞國家進行歷史性訪問期間，當地民眾“對日本企業經濟活動的不滿或批判”導致了對日抗議遊行和抵制日貨運動。針對這一情況，田中首相在訪問前夕的施政方針演說中提到，“國際政治經過權力與對立的時代已進入對話與協調的時代”，日本“在維持日美安保體制的前提下，將為國際協調展開積極的外交政策”。回國後，他在施政方針演說中對於國際協調的意義也做出如下表述，表明日本已經改進了利己主義姿態，將追求與亞洲各國長期、互惠的關係。 。 想看書來
戰前、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14）
“正確把握國際協調的含義，並把它反映在國家的政策和每一個國民的行動上，其實並沒有我們想象得那麼容易。日本不存在民族對立或宗教、語言上的鬥爭，因而能成功地把那些精力放在戰後的復興和建設上。這一點，可以說我們在世界各國當中非常具有優勢。另外，也不得不承認在國際協調外交上，需要我們認真反省，主動去學習的地方還有很多。在戰後不久，從荒廢走向復興的過程中，我們未能克服的，甚至有意重拾起來的追求封閉的國家利益的姿態，不僅已經在國際上行不通，甚至可能造成某些災難。此時此刻，我們應該傾聽國際社會對日本的正當批判，改進不足，在對外交往上，全力以赴維持和促進長期的互惠交流關係。只有如此，日本才能不至於陷入自我滿足的境地，成為亞洲國家的好朋友，分享亞洲的喜怒哀樂，為確立亞洲永久的和平作出貢獻。”
之後的三木首相在1975年提出“維護國家利益是外交的基本目標”，但不應將其“解釋為短暫狹隘的內涵”，認為“國家利益往往被理解為排除國際協調的，單方面主張的利己利益，但如今在相互依存已變得前所未有的世界上，如此狹隘的國家利益論是不成立的”，他還一再向國民宣傳國際協調的必要性。
1977~1978年，福田首相積極展開高舉“協調與團結”的外交大旗，在對東南亞諸國進行歷史訪問的時候，指出應“儘量去構築心連心的信賴關係”。福田首相發表的對東南亞的外交哲學，後來被稱為“福田主義”，至今一直是日本對東盟外交的根本基礎。
回顧一下，以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為代表，日本對經濟相互依存的意識開始有所提高，這也影響了國家利益論爭的動態。
福田首相曾宣稱，“世界的相互依存正在加強，僅靠一個國家的力量謀生是不可能的，大家互相讓步、彌補，以實現各國自己的利益”，並指出了國家利益的“互補性”。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提倡“把世界理解為一個共同體”，1983年中曾根首相表示“相互依存深化的今天，世界的命運就是日本的命運”。這些都說明，日本的決策者對“國際利益”或“世界利益”有了深刻的認識。
評價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外交
以上，我梳理了一下戰後日本是如何對戰爭進行反省，積極展開和平主義與國際協調外交的。正如田中首相所說：“具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和平憲法，制定不依靠武力解決國際紛爭的方針，堅持無核化原則，對於和平國家的生存來說”是“正確的道路”。這句話很好地概括了戰後的日本外交。日本在戰後奇蹟般的復興和發展無疑是這一外交的成果。中曾根首相曾經表示說，“戰後日本的４０年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與發展。不僅在日本歷史上，甚至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是值得國人自豪的時代”。其實，世界也對透過戰後２０年的奮鬥發展，達到ＧＤＰ世界第二位的“日本的奇蹟”刮目相看。可是，我們不應該忘記的是，日本的奇蹟是在“作為和平國家”的前提下實現的。中曾根首相的話也指出了現實：“戰後日本的繁榮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