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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一系列的努力，“日本的ODA為東盟各國國家重建做出了不少貢獻”，特別是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際，日本向東南亞各國提供鉅額援助，最終“獲得了關鍵時刻的真正朋友之好評”。日本提供的ODA、貿易、直接投資等幫助亞洲，尤其是東南亞地區實現了被稱為“東亞奇蹟”的經濟增長。現在回過頭來看，日本在亞洲的外交取得了豐碩成果，也確實使得日本實現了安全與繁榮這一國家利益。
國際貢獻
戰後日本在“國際協調”的框架內，本著“三原則”展開的外交，始終把“為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繁榮作出貢獻”定位為對外政策的目標。1971年的《日本外交藍皮書》是一份探討國家利益的指標性檔案，該藍皮書指出：“我們應該明確地認識到，日本的安全與繁榮背後依靠著亞洲及世界整體的和平與發展”，提倡“不僅不要追求短期利益，而且要加強與各國之間和諧的相互合作關係，尋找彼此利益的綜合均衡點，擴大長期、大局的國家利益”。時隔10年後，1982年的《日本外交藍皮書》也同樣指出，“既然世界的和平與繁榮跟日本有關係，那麼如何承擔任務，是需要我們思考並落到實處的”，認為“我們應該這樣理解，短期看也許有可能受到痛苦或犧牲，但這是為確保長期性的國家利益所付出的必要代價”，理解“分擔國際責任和日本社會的國際化”之間的聯絡是日本外交的基本課題。
回顧戰後日本走過的軌跡，在實現奇蹟般的復興，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成為世界經濟大國的過程中，日本與世界的關係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國際社會對日本成為亞洲先進工業國家的期待持續高漲”的情況下，日本人的“國際主義”意識也在逐步提升。到20世紀70年代，世界已經不允許日本與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和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拉開距離，享受“一國繁榮主義”了。
為了實現如此轉換，在具體政策上，日本從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採取了“振興出口，開拓海外市場”（岸信介）、“加強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擴大出口”（佐藤榮作）。而到了７０年代，這些政策進一步持續，明確表示日本應“從擴大自由貿易的立場，與保護主義作鬥爭”（佐藤榮作），“積極推進GATT”（田中角榮），並採取“自律而主動擴大進口，開放市場”（福田赳夫）的措施。20世紀80年代以後，日本“進一步開放市場”（鈴木善幸），在“把開放的市場提供給世界，從國際貢獻的角度上講是必要的”（中曾根康弘）的認識下，實行結構改革或規制緩和等政策。日本著名國際政治學者高坂正堯也曾經提出，“維持發展自由貿易體制”、“增加進口”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
戰前、戰後日本的國家利益（12）
於是，已經達到一定發展水準的日本，改善並擴充“既是世界的要求，也是日本的國際責任”—— ODA成為20世紀70年代後的國際義務。日本政府認識到，ＯＤＡ必須是“有助於加強受益國真正經濟社會基礎的，而不是為了簡單的貿易振興”。到了９０年代，日本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ＯＤＡ供應國。
“協調”與“自主”
一方面是對戰前一意孤行的單邊政策的深刻反省，另一方面是戰後向日本國民鼓吹 “自立”原則的當然結果，“協調”與“自主”的調和始終是日本歷任首相必須面對的政治命題。
對於這個問題，佐藤首相給出了一個答案。在1965年，他提出“增進自主外交，充分追求日本的安全和國家利益。國家利益一定要與世界和平聯絡在一起，把國際協調作為基礎。希望日本在國際社會上正面主張日本正確的利益，並承擔起與自己國際地位相應的責任”。這一論述的內涵是，國家利益並不與“協調”相對立，而是存在於“協調”之中。同時，“協調”也不意味著“追隨”，透過主張“正確的利益”，能夠同時實現“自主”與“協調”，並獲得國家利益。
在特定的情況下，需要準確辨析究竟什麼是“正確的利益”，而日本如何率先提倡這些利益，取決於政治和外交的質量。佐藤首相提倡的“正確的利益”指的是，“有利於世界和平，以國際協調為基礎的利益”，那是與國際社會中被廣泛接受的國際利益相吻合的利益。要實現如此崇高的利益，對內日本要抑制狹隘的民族主義，並以與不同的民族、國家和諧共處為前提，追求開放的國家利益；對外，要展開以協調為手段的外交。只有如此，才能推進“自主外交”，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