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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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之學”（所謂“良知的坎陷”）可以發展出認識論的系統。也還有人認為，“三綱五常”仍有其價值。1994年杭州會議上，杜維明放棄了認為“三綱”有價值的看法，而認為“五常”還有價值，這是他的一個改變。還有關於“文化中國”的問題，杜維明提出這一想法，對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有其意義，但他把“文化中國”分成若干圈，核心圈為“大陸”、“臺灣”等；第二圈為海外華人；第三圈為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各國；第四圈是研究和欣賞中國文化的外國人，等等。但他有個觀點是可討論的，他說：“文化中國的範疇很廣，有一批與中國沒有血緣關係，但對中國人影響很大的，也是文化中國的一部分，像釋迦牟尼、*等。”這也許很成問題。如此類推，可以有“文化歐洲”，“文化美國”，而中國的思想家，如孔、孟、老、莊等，在他們那裡有影響，也就是他們的一部分。

（4）當然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孔子的儒家學說在“五四”時期已被否定，今天再把它推崇到至高的地位，無疑是歷史的倒退等等。

到底對儒家思想應如何看，這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今天對它有多種看法，說明我們的社會在進步，因為學術文化問題只能在自由討論，在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中實現，在不斷的理性的對話中前進。

儒學的現代意義（3）

當然，我自己對“儒學”也有自己的看法，是否對，要在討論中得到檢驗，它也只是眾多之家的一家之言。對於學術文化，我有幾點根本的看法：第一，任何歷史上的思想文化沒有絕對正確的，其自身往往包含著內在矛盾，儒學也是一樣。因此，“儒學”必然在某些方面有其歷史的侷限性，不可能都適合現代社會生活的要求，即使是其中具有普適意義的精粹部分也往往要給以現代的詮釋。第二，雖然思想文化是在不斷發展的，但是，古代哲學家提出的哲學問題和他們的哲學思考並非都不如我們今天的，有些問題很可能是萬古常新的，例如中國哲學中討論的“天人關係”（人與自然關係）的問題，仍然是我們現代中國哲學討論的主題之一。第三，羅素說：“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的發展的里程碑。”任何文化要在歷史長河中不斷發展，必須不斷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在相互交流中才能適時的發展，特別是在今天全球化時代。從我國曆史上看，印度佛教的傳入已經證明這一點。中國文化曾受惠於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國得到發揚光大，後為中國文化所吸收，而深刻地影響了宋明理學。今天，在全球化的形勢下，我們必須充分地系統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及其他各民族的文化，當然是他們的優秀文化，中國學術文化才能適應人類社會要求和我們民族自身的新發展。因此我們的文化必須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第四，要有文化的主體性。任何一個民族文化必須紮根在自身文化的土壤中，只有對自身文化有充分理解和認識，充分保護和發揚，它才能適應自身社會合理、健康發展的要求，它才有深厚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的能力。一種文化沒有能力堅持自身文化的自主性，也就沒有能力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以豐富和發展其自身，它將或被消滅，或全盤同化。

基於以上看法，我認為，要對“儒學”進行分析，也許可以從不同角度來看待它。我們可否從三個角度來看“儒學”，一是政統的儒學；一是道統的儒學，一是學統的儒學。

儒學曾長期與中國曆代政治結合在一起，無疑它對封建集權專制統治起過重要作用。在儒家思想中特別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這雖有可取的一面，但卻流於把道德的作用絕對化，而使中國一直是“人治社會”，而很難實現“法治社會”；而且很容易使政治道德化，而美化政治統治；又使道德政治化，使道德為政治服務。當然儒家思想中的某些政治哲學也對消解專制統治起限制作用，如“以德抗位”，“民為貴”、“誅一夫”（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往往也可以用“天”來壓制君權。“畏天命”，要對“天”有所敬畏，甚至“天人感應”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起抑制“皇權”的作用。天降災異，有臣子就上書警告皇帝，於是皇帝不得不下罪己誥。但總的說來儒學在歷史上被政治利用起的消極作用更明顯。特別是“愚忠”，“吾皇聖明，臣罪當誅”，無論如何是不可取的。所以對儒學在受政治利用的情況下，問題較多。

“道統”的儒學：任何一個成系統有歷史傳承的學術文化派別，其學術文化的發展和產生影響，必有其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