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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鋇耐�逵鎩�1938年11月6日，《*中央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中提出了“全中華民族的當前緊急任務”，其中的“全中華民族”或“中華各民族”標註為“漢、滿、蒙、回、藏、苗、瑤、夷、番等”。而1939年由八路軍政治部所編的政治課本中更明確寫到：“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組成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包括漢、滿、蒙、回、藏、苗、瑤、番、黎、夷等幾十個民族，是世界上最勤苦耐勞，最愛和平的民族。”“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華民族是代表中國境內各民族之總稱，四萬萬五千萬人民是共同祖國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至此，擺脫同化論和大漢族主義的中華民族概念完全自覺了。

中國共產黨人對“中華民族”概念的這一使用充分體現了*主義的民族平等原則，對團結各民族人民完成*革命，乃至後來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都產生了巨大的凝聚作用。而在此基礎上的中華民族認同也更加深入人心。應該說，自“中華民族”概念出現以後，不論是基於同化論還是基於民族平等原則，也都得到了少數民族不同程度的認可。辛亥革命之後，外蒙古在沙俄策動下謀求獨立，而愛國的蒙古王公則力陳“漢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華民族”，堅決反對分裂。20世紀30年代以後，日本的侵略促進了中華民族認同的鞏固和深化，各少數民族普遍將自己置入“中華民族”的範疇之內。1933年，企圖策劃內蒙古獨立的德王（德穆楚克棟魯布）在其制定的《內蒙古自治政府組織大綱》和要求“高度自治”的通電中，稱“蒙古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將因日本的侵略導致國土淪陷稱為“我中華民族之奇恥大辱”。儘管此言意在掩人耳目，但卻透露出“中華民族”意識在內蒙古地區的強大影響。1936年，在西康甘孜縣建立的藏族自治政權稱為“中華蘇維埃博巴自治政府”，而當年豫海縣回民自治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在其“召集豫海縣回民自治代表大會通電”中則呼籲：“為我大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奮鬥到底。”這都是當時少數民族認同中華民族的具體反映。由於我國是一個漢族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多民族國家，故少數民族對各民族統一體的中華民族的認可態度對檢驗全國民眾的民族認同就有著更實際的意義。

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構（5）

中國的歷史走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其後又經過了抗美援朝和對外自衛反擊戰以及半個多世紀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這些伴隨著中華民族的解放和振興，不斷磨礪中華民族精神的風雨歷程，一步步地鞏固了各族人民的中華民族認同。

民族政治核心與社會主導意識的歷史選擇

（一）中華民族政治核心的選擇和確立

民族政治核心即是能夠團結全民族的政治集團，而在現代社會一般就是處於執政地位的政黨和政府。近代以來的中國經歷了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曲折發展，而中華民族政治核心的選擇和確立始終是這一歷程的中心環節。

19世紀末，內外交困的清朝統治風雨飄搖，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為代表的維新派率先展示了自己的政治抱負。他們發動了卓有成效的思想動員，屢次策動“公車上書”，力陳自己的政治主張，繼而在光緒皇帝支援下發動了“百日維新”。在自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103天的時間裡，他們從政治、經濟到軍事、文教推出了一整套資本主義性質的改良“新政”，並一度入朝參政，創造了維新派主導中國政治的輝煌。然而變法維新很快失敗了。代表舊勢力的慈禧後黨以囚禁光緒帝，逐殺維新派領袖和廢除新政的全勝結局完結了維新派的政治嘗試。維新派的失敗在於社會基礎的薄弱。他們所倚重的光緒皇帝勢單力薄，同時遠離人民大眾。

1894年孫中山創立興中會標誌著資產階級革命派走向歷史舞臺。11年之後，由興中會和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結盟而成的中國同盟會成為中國統一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這個黨推孫中山為總理，以“三*義”為旗幟，一度代表了中國社會的新方向。他們不畏犧牲、前赴後繼，以辛亥革命終結了中國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共和體制的“*”。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以《*臨時約法》的形式規定“*的主權，屬於全體國民”，確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的原則，同時頒佈了其他一系列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教育發展的政策法令。辛亥革命及其“*”，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為中華民族奉獻的最可貴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