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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這個概念都不存在。但是，這不等於說中國沒有過完整的國際戰略。從建國初期毛澤東提出的向蘇聯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戰略，到20世紀60年代同蘇聯進行意識形態論戰時提出的革命路線，再到70年代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都是闡述相當完整、邏輯相當嚴密的、具有最高權威的國際戰略思想。我認為，1977年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發表的文章《毛澤東同志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列寧主義的偉大貢獻》，就其邏輯的完整性而言，在那個歷史時期達到了國際戰略思想的頂峰。
當然，改革開放之前的國內政策和整個國家發展方向，決定了當時國際戰略所帶有的時代烙印和侷限性。當年中國的國際戰略，從外延、內涵到表述方式，都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時期的戰略思想的延伸。其明顯特徵，是將國內階級鬥爭的分析框架運用於“國際階級鬥爭”，目標相對單一，敵我友營壘分明。往往被今人忽略的是，雖然在今天看來意識色彩濃厚，但當年的國際戰略是以推進跨越國界的普世價值為基礎的，這些普世價值訴求不僅基於國家關係準則，更基於推翻帝國主義秩序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讓全世界無產者和革命人民翻身求解放。它的邏輯起點是世界各國的“人民群眾”、“無產階級”，同時強調國家的階級屬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際戰略思想大大豐富了。思想樊籠被打破，相關的戰略研究、學術研究逐漸發達，相互促進，相互補充。但是，卻沒有出現過去那種具有理論權威和一以貫之的邏輯的“重頭”標誌性國際戰略檔案。究其原因，主要不在於當今理論家的水平不夠，而在於作為國際戰略根基的中國國家利益，在全球政治形勢的深刻變化中已經多元化、複雜化；中國的核心價值觀也在重塑之中，更多追求中國特色而非突出人類普世價值。因此，國際戰略不可能再沿用“一邊倒”或“三個世界理論”那樣的線性思維來構築。
2006年8月舉行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提出了“要堅持政治、經濟、文化相結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相統一，加強戰略謀劃和整體運籌”。同時，又明確了“外事工作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緊密結合國內工作大局，在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中加以推進”。這些論述，可以理解為中國國際戰略的總目標，或者對國家利益的界定。不過，對於如何確定對國家核心利益的威脅來自何方，又以何種方式和手段來消除威脅，最終達到戰略目標，還是留下了思考餘地。在現階段，構築更為明確的中國國際戰略，核心問題在於確定各項國家利益之間的內在關係，統籌協調各個相關政策部門的不同視角。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關於構築中國國際戰略的幾點看法（3）
國家對外關係中的核心利益，至少包括主權、安全和發展三個方面。“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始終把國家的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穩定壓倒一切”，都是中國政府反覆重申的原則。當然可以論證這幾個方面相輔相成，辯證統一。但是在實際操作中，仍然會發生各項國家利益之間如何排列輕重緩急的問題，甚至在理論上也是眾說紛紜。例如，有的論者認為如果不完成國家統一，中國的和平發展程序遲早會中斷，因此國際戰略不能以經濟發展為中心，而應首先完成統一大業；還有人強調，儘管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突出，軍事安全仍然是國家安全的核心；也有一些觀察家指出，金融安全才是真正的核心國家利益。一般而言，黨和政府負責處理經濟、軍事、意識形態、國家統一、國內政治安全、外交事務的各個決策部門，都認為自己所主管的工作代表著國家的核心利益。如果這些都是核心利益，那麼它們是如何合成的？是否有可能劃分出首要次要，輕重緩急？
我認為，主權、安全和發展三大利益，缺一不可，但在不同的歷史條件和不同的緊急狀態中，各項利益的輕重緩急是可能發生變化的。在外敵入侵、領土主權受到嚴重挑戰或國家面臨分裂的緊迫威脅（比如需要援引《反分裂國家法》使用武力制止分裂行為時），就需要暫時犧牲經濟發展方面的利益。而一旦發生嚴重自然災害、金融危機、公共衛生危機（如非典）等全域性性的重大突發事件時，政府需要集中主要精力和調動國內外資源，用以處理“重中之重”的問題。在重大危機期間，其他方面的利益就只能兼顧。但是，既然在現階段“外事工作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那麼在沒有出現其他方面重大危機的情況下，同經濟建設相關的利益、事務，同中國經濟關係最密切的國家，事實上處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且理應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