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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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的收益預期即刻逆轉，於是大量資本開始外逃，本幣迅速貶值，終於觸發了導致金融崩潰和經濟衰退的東亞金融危機。

從以上的事實中我們可以得到怎樣的啟示呢？簡單地講，就是我們必須善待和珍惜“比較優勢”，千萬不要在一國的貿易條件尚未惡化、國家創新體系尚未建立的情況下，輕易地摒棄“比較優勢競爭模式”。

當然，我們決不否認自主創新能力在提高一國的國際競爭力和促進經濟增長中的巨大作用。但是，就像世界銀行在《2005年世界發展指標》中所指出的那樣，研究與開發經費投入的增加並不一定構成社會發展與經濟增長的保證。當一個國家缺乏具有技能的人力資源和完善的國家創新體系的時候，很可能會造成研究與開發經費的低效率使用。

不僅如此，當一國的比較優勢還足夠大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開展自主創新，反而有可能造成過度創新的消極後果。這裡的邏輯可以簡單敘述如下：有效的創新總會導致生產率的提高，伴隨生產率提高而來的將是生產成本的降低和商品價格的下降，一旦出現這樣的情況，那麼隨之而來的必定是要素價格，也就是要素收入的下降，特別是被創新所替代的勞動要素收入的下降，這時，即使不發生整個國民經濟的貧困增長，至少也會發生勞動相對貧困的增長。當然，可以有一個例外，那就是自主創新的產品主要是用於出口的，並且該出口產品的貿易條件保持不變。然而問題恰好就在於：既然出口產品的貿易條件保持不變，那麼比較優勢競爭就是可行的。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還要透過迂迴的自主創新生產方式，去追求一種具有極大風險的創新收益，並且還會導致勞動受損的競爭戰略或增長模式呢？

比較優勢、自主創新、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6）

現在，讓我們回到此節所要討論的主題：在今天的中國，我們究竟應當採取何種國際競爭模式才是有利於中國的經濟增長的呢？要對這個問題做出科學的回答，我們首先就需要給出可供中國進行選擇的約束條件（即我們進行選擇時所必須面對的初始條件）。對此我們大致可以描述如下：

第一，從要素稟賦看，中國是一個勞動要素非常密集的國家。根據國家統計局2005年第三季度的資料，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期末人數為億多人，而中國擁有的勞動人口可能高達7億人左右，中國的農村絕對吸納不了餘下的6億左右的勞動力。因此，在今天的中國事實上還存在著大量被閒置的過剩勞動。

第二，中國的人力資本高度短缺。2002年每百萬人中的工程師數量，中國為633人、阿根廷為715人、韓國為2　979人、日本為5　085人、德國為3　222人、美國為4　526人。在以上所列舉的這些國家中（包含了發達與不發達國家中的一些典型國家）工程師人數相對比例最低的國家就是中國。儘管中國近年來高等教育發展速度飛快，但是畢業人數較多的是文科生，工科生的畢業人數至少從相對比例上來講是一直在下降的（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培養工科生需要更多的投入，因此當教育投入不足時，工科生的供給數量必然會下降）。

第三，中國技術創新的效率是很低的。目前中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已達3　200萬人，研發人員達105萬人，在絕對量上分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然而，擁有如此多研發人員的中國，在技術創新中的效果並不顯著。不僅在創新的總量上要少於美、德、日、韓，而且在結構上也存在很大的問題。比如在美國和日本等國，技術創新主要是由私人完成的，而在中國技術創新則主要是由政府和非居民的組織完成的。2003年，以上所列國家的私人部門與政府和非居民組織的創新比率大致為：中國、美國、日本。正是這種結構上的巨大差異，使得中國成為一個自主創新效率很低的國家。這是因為，私人部門不僅面對較硬的預算約束，而且其創新取向總是面向市場競爭的，但是，政府以及由政府財政支援的公共機構的創新不僅存在眾所周知的預算軟約束問題，而且在創新過程中經常表現出忽略市場的傾向，因而就難免創新低效率現象的發生。

第四，中國不僅是一個技術創新效率較低的國家，而且也是一個創新體系很不健全的國家。中國有著為數不少的科學家，但是中國缺少工程師，結果中國很多的發明創造很難透過工程師之手完成從科學家的發明創造到企業商業性開發的轉變過程。中國迄今為止還沒有建立起一種能夠把“產、學、研”組合在一起的國家創新體系和組織構架，中國的自主創新明顯地處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