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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是微笑著雙手遞給他。在這兒我學到了職業尊重。在店裡做事，他是客人，我就要提供優質服務；他是個男人，女人要學會給男人留面子，特別是在眾人面前。
店裡如果有客人吐了滿地，清掃這種活兒店長馬上就會派給我做，起初，我認為這是民族歧視，非常生氣。後來才感覺到，在日本，女人在職場為男人送咖啡，說順從話，傾聽眾人的抱怨，是多年沉澱下來的對女性角色的要求。到任何一個地方，新來的人做最髒最累的活兒是理所當然的。過了一陣，店裡又進了新人，這種活兒自然就有了接班人。
在社會的底層，承受著生活的壓力，享受著簡單的快樂
只有瞭解艱難，才會品嚐快樂。
說到苦，那時真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的。而快樂是發自內心的。艱難的日子裡，你會發現快樂其實是那麼簡單的事。發工資了，考好了，別人的話能聽懂了，我說的話，別人也聽懂了，都會有一陣陣驚喜。那個時候並不缺少快樂。而後來所謂成名之後，簡單的快樂卻少了許多。
生活在社會的底層，每天承受著生活的壓力，享受著簡單的快樂。沒有人知道我是誰，更沒人知道我父母其實就在身邊。我不敢說，父親就是當時的新華社東京分社社長。
6。當單詞表變成工資單（2）
當我下決心要來日本自費留學的時候，媽媽沒有敢把我的想法再告訴爸爸。從二姐想出國的時候開始，爸爸只有一句話：“等我們回國後再考慮”。當時的氛圍就是這樣，在職幹部的孩子出國留學，難免有利用工作便利之嫌。於是媽媽就開始瞞著爸爸辦理一切手續，求到一個她在日本的學生，在銀行做了個人擔保。只等孩子們都到了東京，才跟爸爸攤牌。理由相當充分：第一，沒有政策說駐外記者子女不能留學； 第二，沒有動用任何工作關係；第三，任何方面都經得起檢查。生米煮成熟飯，爸爸拗不過，只能做好被立即調回的思想準備。
後來真有人告到了總社，說爸爸把全家都辦到了國外，總社經過調查，認為父親的確沒有利用職務之便，此事才沉寂下來。現在駐外人員攜妻帶女已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當時，我不僅度過了一個很少父愛的童年和少年時代，而且高中畢業，留學東瀛，在父親身邊時，還要提心吊膽、東躲西藏。
在經濟上我更不能依賴他們。當時駐外人員每個月的工資不高，爸爸、媽媽加起來不過五萬多日元（約2500元人民幣）。媽媽作為編外人員工資更少，除了飯費，生活零用費只能夠在機場買一碗麵條（機場的麵條要1200日元）。爸爸最喜歡吃麵條了。他能在外面用自己錢吃得起的，就是車站邊麵店裡600日元一大碗的快餐面。日本的上班族也都站在那兒，帶著嘶啦嘶啦的響聲埋頭大吃。這成為他至今仍懷念的美食。
我很想爸爸、媽媽。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卻很難見面。偶爾打個電話……
“今天我和你媽上街了，買了一些好吃的。”爸爸的情緒似乎特別好，“還看到了一盒葡萄，好大，可是太貴了，要6000多日元。我們只能望梅止渴了。”
於是那串美麗的葡萄，就成了我下一個階段拼命打工賺錢的目標。餐館生意好的時候需要加班，雖然到點時已經筋疲力盡，但想到多掙的錢可以和甜甜的葡萄掛鉤時，頓時就能打起精神。每天快下班時就盼著來客人，多幹一個小時，多掙一個小時的錢！
終於有一天，我把一盒美麗的葡萄捧到了爸媽面前。這盒葡萄足夠讓我在店裡站上了七八個小時。看著爸爸、媽媽一邊責怪，一邊把藝術品一樣的葡萄送進口中的時候，我是幸福的。
7。遭遇暴露狂
連我都被自己發出的叫聲震懾住了
日本是安全的。
剛剛開始打工的時候，晚上10點多鐘下班回家總是提心吊膽的。漸漸地，膽子一天天大起來。一個星期總有兩天加班到11點，吃點東西，趕00：13分的末班車回家。
來日本已經有四個多月了，一月份的天氣很冷。
腿被電車裡的熱氣烘得暖暖的。“浦和到了，下車的乘客請不要忘記隨身攜帶的物品。”電車的廣播把已經喝迷糊的乘客叫醒，零零落落幾個人，我睡眼惺忪地下了車。一陣寒風，兩個冷戰，哆嗦幾下，頓時醒了。
出了浦和車站，我一個人快步往家走。浦和的周邊環境不錯，非常安靜。從車站到家大約有十七八分鐘的路程。車站附近還算亮堂，末班車過後經常會撞上“面壁思過”的小解者或“傾吐衷腸”的醉酒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