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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太祖爺眼裡，職業商人是違法的職業，統統都該被抓起來。所以在將全國戶口分為民、軍、匠、灶等籍時，各職業戶基本都分屬其下，但縱觀大明律，並無“商籍”之說，沒有商籍自然也沒有專門的商法。
這就是明朝最有趣之處，很容易理解，給上戶籍的別管良賤，都是合法職業，哪有給違法犯罪的職業——商人專門立一戶的道理啊？由此可見，商人們的地位是何其低下，平時就是受到了官差衙役的敲詐勒索，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訴。
為了不被小人們欺負，商人們紛紛尋找大靠山，玩起了官商勾結，這也是官場**的根源之一：商人們地位低，為了求生存求發展，必須巴結官府，賄賂官員。明朝官員的工資相對較低，官員們為了有錢置地買房納小妾，自然就樂於充當商人的保護傘。
這種官商勾結的雙贏局面一經出現，社會財富都流向了高官大賈，受損的必然是小百姓和朝廷的利益。商人有高官罩著，朝廷自然也就沒法從商人身上收到商稅；而商人要給靠山們進貢真金白銀，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商人們當然不會自己吃虧，他們一方面壓低進貨價格，另一方面提高貨物的售價以獲巨利；甚至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大掙黑心錢，到頭來還是從事生產的小百姓吃虧。
富商巨賈玩官商勾結掙了錢之後又買地當起大地主，以至於土地兼併愈演愈烈；朝廷收不到商稅，財政一旦吃緊，就只能變本加厲地盤剝老實巴交的農民，以至於農民怨聲載道；百姓越勞越窮，紛紛破產變成流民，最後被逼造反。
這種官商勾結的現象發展下去，就會變成一個社會毒瘤，而明朝不只是社會經濟加戶籍管理一團糟，稅收也是一個硬傷。
明代的稅收可以分為三大類：田賦、鹽稅、雜色收入。其中田賦是最大頭，約佔總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五，鹽稅相當於田賦收入的百分之十，商稅被歸入雜色一項，所佔比例遠遠低於百分之十五。
由此可見，最貧苦的農民還是稅負的主體，儘管明代的名義稅率不高，但將各種行政性收費、勞役加起來，農民的實際稅負還是很沉重的。如果金融層面上再出點問題，百姓就會面臨破產的境地。
佔有少數社會資源的農民稅賦重，佔有大量社會財富的官商階層沒有稅賦負擔，如此可見，明朝的財政一塌糊塗。朝廷所收上來的稅很少，但是百姓過得很苦，這就是典型的積貧積弱。
而在明朝初年，白銀並不是合法貨幣，明廷甚至禁用金銀交易。明朝典章制度中有〃鈔法〃、〃錢法〃，卻並沒有〃銀法〃。儘管朝廷有明確禁令，但白銀在民間市場上的使用卻並未停止，反而隨著市場貿易的活躍而漸成大潮。
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商人們在從事朝廷禁止的走私貿易中，所獲得的暴利而迅速積累了無數白銀。
其中，販鉛所獲得的白銀量最為巨大。湖南、湖北一帶，盛產白鉛礦，當地售價每擔白鉛只有白銀2兩。走私商們將它們運到廣東，賣給海上走私商，每擔可得白銀6兩；海商又把它們運送到日本，每擔白鉛可煉取白銀18兩；提煉剩下的白鉛，再運送回國，每擔白鉛還可以賣白銀6兩。這樣一算，每走私販運一擔白鉛，可以淨賺白銀18兩，利潤率最高達到300％！
難怪海外走私貿易屢禁不止，這300％的利潤，誰見了都會瘋狂。海外走私貿易的屢禁不止，導致了白銀的大量湧入，無錢可使的百姓們馬上就認可和接受了這種保值的貨幣。
慢慢地，白銀這種貨幣漸漸地滲透到整個社會，社會各階層對白銀的需求也日益增長，如何解決這一嚴重的供求矛盾便成為當務之急。有需求，就有市場。
倭國除了火山地震多之外，物資極度匱乏。不過，倭國還盛產白銀，預計每年產量不下數百萬兩。一邊有銀缺物，一邊有物缺銀，這個時候，商人們的調節作用就體現出來了。每年總會有很多人從中原走私貨物到倭國，換回白銀。
也就是因為走私屢禁不止，朝廷就越是下恨心實行海禁，不過越禁就是越是禁不止，而且越禁國內流通的銀子就越多，朝廷發行的寶鈔就越發貶值，這就是一個怪圈。這個怪圈的起始點還是那一條：朱元璋把商人違法化了！
朱無璋想消滅商人，想把明朝變成一個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小農社會，卻不知道什麼叫社會規律，這個社會沒有商人，那能行嗎？誰來調濟餘缺？而朱元璋消滅商人這個想法就夠可笑的了，更可笑的是他發行的寶鈔。
從明洪武七年起，因為銅短缺，明朝頒佈“鈔法”，開始印發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