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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明朝的以田稅、人口稅和徭役為主的稅收方式不同,北平行省的財政收入主要是商稅,其中關稅最多,去年一年,就收了兩百多萬銀元,差不多夠軍費開支了,加上一些關口收上來的商稅,差不多夠財政支出了。
另外,一些政府執股的企業也有分紅,去年一年就有上百萬銀元之多的盈餘。萬磊當然不會讓這些錢壓倉庫,紛紛轉投到了各項大型基礎設施建設之中,也算是一種政府投資,這能給政府帶來更多的收入。有更多的收入就有更大的投資,這稱得上是一種良性迴圈。
而明朝就慘了,由於連年戰亂,不但中央財政吃緊,地方的賦稅也繳不齊。特別是作為明朝賦稅重地的蘇松一帶,剛剛經歷過“海賊”之亂,沿江沿海各州縣十室九空,這賦稅更是收不齊了。
財政吃緊,明朝廷也沒其他解決辦法,一方面只能拖欠軍餉,另一方面只能向地方加派稅糧,加派最重的地方就是四川河南山東福建和廣東,這五個行省受兵災波及不太嚴重,朝廷當然只能管這些地方要錢。
事實證明,向農民直接收取農業稅比向商人收商稅的阻力更大,也更容易失掉人心。農民辛苦一年才得這一點糧食,讓官府直接收了去,這跟拿刀割肉沒啥區別。而商人這邊把商稅一交,回頭把貨物的價錢抬高一些,照樣還是賺。
當然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稅負最終還是會轉嫁到平頭百姓的頭上,只是商稅相對隱蔽一些而已。不過,商稅不是說想收就能收的,在重農抑商這個大背景下,明朝是收不到商稅的,只能用最粗暴的手段來盤剝百姓。
不只是收稅的方式簡單粗暴,明朝對稅收的使用也是低效。明朝廷還沒有政府投資的概念,每年從百姓手上收到四千多萬石的糧稅,大部分留在地方供地方政府支用,押解到金陵的不會超過五百萬石。
而這這幾百萬石的糧食中,大部分用於宗室和京官的俸祿,剩下的用於宮廷消費,宮廷一有閒錢,不是多養內官,就是廣修宮殿,這些都屬於lang費型財政支出。至於修河堤輔路等關係到民生的基礎設施建設,又透過徭役的方式再向百姓徵派。
稅收方式簡單粗暴,徭役又重,明朝的百姓自然是怨聲載道。換做是以前,百姓也只能忍了,不過現在有北平行省這個例子擺在百姓的眼前,他們不用比也知道哪裡是天堂哪裡是地獄,所以很多百姓想方設法“偷渡”到北平行省來。
對於這些主動歸附的百姓,萬磊是來者不拒的,甚至還會派出精忠衛,到明朝境內去挖一些高階的工匠,這些技術人員一到北平,就直接享受優待。而那些沒有一技之長的,大多被分插到各地,每人最少也分到幾十畝地。
流入的人口多,保定河間兩府很多的荒地都開發出來了,不是種上小麥就是種棉花,很多礦山也相繼開採,鐵路沿線有很多堆成小山一般的煤鐵礦,等著用火車運回北平城,入爐鍊鐵鍊鋼。
一路上看著鐵路沿線那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萬磊心中暗喜,這一路的顛簸對他來說已經算不得什麼了。而同行的那些人官員還是有很多人坐不貫火車,還有好幾個人暈車狂吐。這點小問題,當然擋不住那滾滾向前的洪流。
“先生,由於北上要運送煤鐵礦,運力緊張,而南下的列車基本上拉不到多少貨物和乘客,多數車廂是空載的,這恐怕會造成了運力lang費。”萬磊身邊,負責鐵路運營的鐵路署署長周亨祿道。
周亨祿是周天壽的侄子,為人也算是精明強幹,萬磊之所以讓他管鐵路運營,不只是看在周天壽的面子,同時也為了更好地讓軍隊與鐵路部門協同。要知道,鐵路的日常維護不只要路政工人,還要有護路軍,以防止敵人對鐵路進行破壞。
周亨祿有周天壽這一層關係,能輕易地得到軍方的協助,從軍隊中抽選一些人出來充當護路軍,這也不是什麼難事。而且周亨祿還有一個商人的精明頭腦,這不,火車一運營,他就找出存在的運力失調的問題。
“這個是難免的,北平城作為北平行省的中心,物資多靠南邊支運,而保定河間兩府的消費能力又低,南下的貨物肯定不多。這樣吧,讓裝配廠多備下幾十節車廂,南下的時候,在火車後面多掛十個車廂,並在後面多拉上一個火車頭。北上的時候,這一列車就分為兩列,北上時就能多拉上些煤鐵。”
“嗯,只能這樣了。”周亨祿點點頭,他知道,這也是不是辦法的辦法了。因為火車頭的馬力有限,最多能拉動十節滿載的車廂,也就是四百噸左右的載重量。南下多拉十節空車廂和一個火車頭,這就能讓北上時多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