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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得面紅耳赤,本來是半開玩笑半掙表現,拉著後箢篼說再加幾砣泥巴,結果成了“破壞勞動”。從此,沒和此生說半句話。
高中的男生,一批一批十天半個月地派出去嘉陵江上拉船,我哥就去過,拉煤炭。據說他們的“下飯菜”就是鹽水裡泡過的鵝卵石,吃幾口飯,舔一下鹽味。
高中女同學和我們班年齡大點的女娃有的來“那個”了,買不到草紙,個別膽大的悄悄到圖書室去撕書,學校就翻出發黃的老卷子分發代用。
父親得了當時比比皆是的水腫病,臉腫脹得像個氣球,在區醫院住院半個多月還下不了床。我媽想橫了,搜刮盡家裡最後一顆米,一個搪瓷大盅盅蒸了六兩米乾飯,爸一口接一口吃得乾乾淨淨。不可思議!他居然沒遭“最後的晚餐”脹死,還活過來了!
啊,我父親還是什麼*物件,有特供。那特供就是一個月一斤黑乎乎的米糠餅子。直到2009年底回武勝參加首屆庖湯民俗文化節,我才從武勝縣委老*部長刁錫浦(也是我父親學生)口中得知,我父親是武勝縣解放委員會13個委員之一,怪不得是*物件。
時而聽說一些老師因反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配合蔣介石*的叫囂,對現實不滿,散佈反動言論而被批判、鬥爭,或被精簡下放到農村。
國家供應不起學生口糧了,(當時農村學生考上中學就吃“供應糧”,後來這個政策也因自然災害而改變)學生也要精簡下放。我們班的聶 雲同學,是被下放回家的幾十個學生中年齡最小的,個頭最矮的,不滿13歲,也是地主子女。當小學老師的媽媽來接他時大放悲聲,聶同學一聲不吭,面色慘白。
一天聽爸悄悄告訴媽,學校有三四個老師到東街館子吃飯。那時館子是“定時”賣一點蒸的罐罐飯、碗碗飯,一般二兩米蒸一罐(碗),二兩糧票四分錢(五分錢?)買一罐(碗)。菜就是水煮蘿蔔纓纓牛皮菜,鹽味都沒得。我既沒有糧票也沒有錢,從來沒有進過館子。後來一個服務員在桌子下發現了一小砣飯,掰開一顆一顆數,有70多顆!這還了得!天大的浪費!馬上告到學校。學校就喊那幾個老師互相揭發交代是誰犯此大罪。我心頭想,哎!那些老師怎麼那麼粗心大意的,沒有看見地上這砣飯?換了我,一定偷偷撿起來藏起悄悄吃。
59年、60年、61年餓飯的記憶最深,這種飢餓感、飢餓恐懼感刻骨銘心,一直延續十幾年。直到現在,捨不得倒掉一點點兒殘湯剩水。一顆米飯掉在地上,馬上就要撿起來放進嘴巴。飢餓“後遺症”的烙印深深地烙在心坎上,融進血液裡,我並不以為羞。如果現在的年輕人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這樣的感覺,就不會那樣嬌奢,那樣貪圖享受了。 ■
“現在就開始回憶”帖選二(1)
1989年,“移民”遵義兩個月
我的“中考移民”,和知識有關,和改變命運有關,和生養我的家鄉四川省武勝縣龍庭鄉的偏遠閉塞,及我貧寒的家庭有關。和遵義,有關。■莫薇
一
去歲末,從重慶坐大巴。紅姐在遵義茅草坪車站候我。那天的遵義有雪,是我心想往的,只不見鵝毛。擁抱,紅姐眼睛溼潤:你終於來了。
再去遵義,相隔整好二十年。
紅姐復讀初*級時,和我同桌,在白羊小學。上學期沒完,便去了遵義,落腳在一個叫做松花鎮臺子鄉的二姨家裡,續讀。臨走時紅姐說,薇,若我在那邊考取了,你就過來!
八月初的一天,我當真收到了紅姐來信,讓我與父母商量,準備去遵義。當時,我在地壩裡砍紅苕藤,長一截,短一截。
紅姐以遵義縣中考第二的分數被貴陽某校錄取,說薇,來吧,相信你會比我考得更好。在紅姐就讀的臺子中學,依她當時所掌握的科目知識,足以做她同學的老師--這是真的,遵義農村當時教學不力。
我當年的中考考分,與我們縣響水師範學校的錄取線,相差15分。
初中三年,以為自己是那麼的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寒來暑往,自家到學校間奔跑,跑大了腳板,跑落了鞋子。
我不想砍紅苕藤,痛恨割穀子痛恨掰苞谷(烈日,要把我曬乾),不想生育起碼兩個娃娃,背上一個手上一個,提半籃子雞蛋,去趕沙漁場黑耳場……
怎麼辦呢?
灶前,我對母親說,媽,我要去遵義讀書。我溫良的母親沒有絲毫的驚訝和責問。說,問哈你老漢兒(方言:爸爸)。
我沒有(敢)去問我的老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