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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一生中，精力花在此類‘思想作戰’上太少太少，結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聲音已經淪為浪花餘沫，被夾擊得沒有多少還手之力。而他本人，也變得老憊而世故，與‘五四’時代的胡適，不能倫比。這是胡適的悲劇，也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悲劇。在‘思想作戰’上，形成如此敗績，胡適不能辭其咎，而我們又深為胡適惜也。
“我初見胡適在1952年，那時我是臺中一中的學生，跟他只匆匆說過幾句話；7年後，1959年，他約我單獨大聊了一陣，那時我是臺大學生。後來又見過幾次面，通了幾次信。1961一年我進臺大研究所，他得知我窮得褲子進了當鋪，特別以限時信寄來1000元，並寫給我說：‘……過了10月10日，你來玩玩，好不好？現在送上壹仟元的支票一張，是給你‘贖當’救急的。你千萬不要推辭，正如同你送我許多不易得來的書，我從來不推辭一樣……’從這點上，就看出胡適的細心處，他一方面雪中送炭，一方面又使你有理由消受這一炭。這種細心，在22天后的一封來信裡，再度表現出來。在這封信裡，所寫的內容，如被郵局檢查到，會給我帶來麻煩，因此他不郵寄，而在信封上寫了‘敬乞姚從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樣，由姚從吾老師‘偷偷’轉給我。
自述：與錢穆、胡適的關係（4）
“胡適是我父親在北京大學時的老師，並不是我的老師，但他跟我說，他完全不記得我父親這個學生了，這是我父親在北大成績並不出色的緣故。胡適的學生姚從吾是我老師，姚從吾寫信給人說，胡先生待李敖如羅爾綱。羅爾綱是胡適貼身的出色徒弟，身在大陸。胡適特別親題羅爾綱《師門五年記》一冊寄我、又當面送我一冊，我感到姚從吾老師所說，不為無因。在胡適眼中，我是出色的，可是沒等我念完究所，他就死了，他拉我做他徒弟的心願，也就永遠不會成為事實了。
“胡適死後八年，我為《胡適給趙元任的信》編標題，在一封被我標做《收徒弟的哲學》一信裡，重溫他引清朝學者李恕谷的話：‘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我頗有感悟。胡適生前交朋友以‘自大其身’是熱鬧的，但他死後，他的朋友卻猶大者天下皆是也，幸虧有我這種‘士’來不斷從大方向以‘不朽’之，或聊償其所願，梁實秋在《讀（胡適評傳）第一冊》中說，胡適告訴他‘臺灣有一位年輕的朋友李敖先生，他所知道的有關胡適的事比胡適自己還清楚。’我相信這是真的。胡適‘交友’是失敗的，但‘求士’卻沒看走眼，我的確是最清楚他的一個人，每看到別人的‘胡說’，我就啞然失笑，如今胡適百年孤寂，我千山獨行，自念天下不可為之事，尚有待我去可為，權寫雜感，以志里程如上。”
“這篇文字，可說是胡適與我之間的一個簡單縮影。我沒做成他的徒弟，但是雲龍契合之際，我卻在他生前死後，做了比任何人都識其大者的事。這種奇緣與情義，求之古今人物，亦屬罕見。清朝王源《劉處士墓表》中記”（劉獻廷）嘗從容謂餘曰：‘吾志若不就，他無所願，但願先子死耳！’予驚問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誰？得子為吾傳以傳，復何恨哉？’我想，胡適死而有知，當有劉獻廷這一感嘆。
“我在臺大時，所佩服的在臺灣的前輩人物，只是胡適、殷海光而已。我後來的發展，和他們比較起來，可這樣說：胡適得其皮，殷海光得其肉，真正皮肉相連的，是碩果僅存的李敖。李敖的際遇比胡適、殷海光壞得多：第一，胡適、殷海光出道時，整個原野是大陸，李敖只剩下臺灣；第二，胡適、殷海光有正當職業，並且是大學教授，李敖卻一直被封殺；第三，胡適、殷海光趕上知識分子被尊敬的最後一代，李敖則碰到經濟掛帥、武士刀掛帥、知識分子不帥的時代；第四，胡適、殷海光都沒因思想和先知坐牢，李敖卻飽受皮肉之苦。所以，李敖雖然皮肉相連，卻生不逢時，也不逢地……”
“特立獨行”四字，堪稱作家李敖為文為人的宗旨。在李敖自撰的自述中，隨處可見他這種性格的生動寫照。李敖認為：“我就是看不過去，就是要在這島上，給知識分子留下浩然之氣的榜樣。我的手法是霹靂式的，因為施的是天威，所以雷劈之下，不論首從。雖然以劈‘當路’的‘豺狼’為主，但是兼問‘狐狸’，有時也有必要。我滿喜歡一幅漫畫，畫的是打獵家在家中牆上，以所獵動物頭標本為裝飾，但在牆腳下的老鼠洞旁，卻有另一裝飾，蓋老鼠頭標本也！此公對敵人一視同仁、葑菲不棄、鉅細不遺、大的要、小的也要，真是要得！ ……今之臺灣知識分子不成才，賣身上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