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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總統言論全集》上的眉批,都變成了一篇篇李敖針砭時政的雜文。那時候在臺灣公開批蔣的文字尚難發表,李敖就在他撰寫的小說《北京法源寺》中借古罵今。據李敖自己後來解說,這部出獄後便開始動筆的小說中,書中人物李十力和康有為的對話,就是他借用古代人物影射和咒罵蔣介石的。李十力的這段話是:“人們談西太后的罪惡和她這個集團的罪惡,都犯了一個毛病,就是隻談他們當政後所做的一切,而不談他們當權後自己做不出來卻攔住別人不許做的事。因為他們攔路給中國所造成的損失,我覺得反倒值得研究。根本的問題已經不是他們為中國做了多少,而在他們攔住別人,攔別人路,不許別人做的有多少……”
延至20世紀80年代初期,蔣介石在臺灣的政治陰影儘管仍然籠罩著李敖,可是這時候他已經敢於赤膊上陣了。李敖向蔣介石發起筆戰的首起,應為1982年6月,他在《千秋評論》上發表了第一篇抨蔣的文章《蔣介石與開房間的自由》。這篇雜文從警察隨意檢查百姓的房間說起,一步步引申為蔣介石在世時的種種社會弊端,語言辛辣,旗幟鮮明。此文還僅僅是一個開頭,接下來李敖在當年10月發表的《不平等條約是蔣介石廢除的嗎?》,則把筆鋒直指蔣氏其人,語言更為辛辣。到了1983年春天,李敖開始在《千秋評論》和《萬歲評論》叢書上公開發表影射與抨擊蔣介石的系列雜文,如《蔣介石與“雷案”》、《蔣介石與吳稚暉》、《別賴張學良了》及《大時代的造謠》等等,其口誅筆伐蔣氏的鋒芒已經畢露無遺。蔣介石縱然作古,但李敖出獄以後卻須臾也沒有放棄蒐羅歷史文獻,認真研究他思想上的敵人,在這種心態下的李敖,先後在《千秋評論》叢刊上丟擲了一篇又一篇檄文,儘管這些雜文出版後不斷遭到臺灣當局的查禁和封存,可是李敖卻是個敢於開頂風船的角色。當局越要查禁,他越要頑強地寫下去。最讓蔣經國頭疼的是,他一面在執行“民主自由”的新政方針,一面還要對付李敖這樣在民主自由氛圍下大肆攻擊乃父的挑戰。特別是李敖所寫的《蔣介石是“中華民國”的真總統嗎?》,更讓蔣經國氣惱。他沒有想到李敖出獄後會無視他的存在,這樣的文章等於公開向他叫陣了。可是,蔣經國不能再犯其父執政時的錯誤,他只能下令對李敖的著作進行查禁,而不可能再像從前那樣採取逮捕和關押的老手段。1986年夏天,李敖終於出版了點名批判蔣介石的專集《蔣介石研究》。李敖反蔣的語言是旗幟鮮明的,他在《自序》中這樣說:“我敢在刀光劍影和黑獄幢幢的壓力下研究蔣介石,這種文格,是何等勇氣?!”
紀事:筆伐蔣氏父子(2)
不久,這部明目張膽指責蔣介石的政治讀物出版上市,蔣經國當然要下令查禁。新書剛剛面世,他控制的臺灣“新聞局”便發出了查禁令。查禁令說:“該書中部分文字前於千秋、萬歲評論叢各期刊載過,已予查禁。今再行刊出,核已違反‘臺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理辦法’第三條第四款‘詆譭國家元首’……現予扣押其出版物。”這部書遭到查禁,不但沒有中止李敖對蔣介石的批評,反而促使李敖更加大量發表戰鬥性的檄文,而且李敖還有一個與別人共同策劃出版包括幾十種批蔣書刊在內的龐大計劃。到了翌年1月,李敖又公開出版了《蔣介石研究續集》,這次李敖在《前言》中表明的態度較之前次更為鄭重:“臺灣是蔣家王朝統治的大本營,在這大本營裡,一切有關蔣介石的研究,都是困難重重的。雖然如此,我仍不服這口氣。”果然不出所料,此書上市不到一個月,即再一次遭到了查禁。誰也沒想到,事過剛剛5個月—即1987年6月27日,李敖所著的《蔣介石研究三集》竟又一次發行到臺灣各地。臺灣當局面對李敖無可遏止的系列雜文,已至查不勝查的地步了。這樣幾年下來,李敖靠多年累積下來的大量蔣介石歷史資料,出版的同類作品已經近十種,李敖無疑成為了海峽兩岸研究蔣介石的權威了。
李敖的反蔣情結並非逞一時之憤。反蔣的理念似也早在他心裡生根了。1995年4月,香港《明報月刊》在蔣介石逝世20週年的前夕,策劃主辦了一期《蔣介石評價大翻案》的專號。在這一期上刊發了一些學者重新定評故世20年的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的文章。也是在這一期中,李敖發表了一篇題為《我與蔣家的恩恩怨怨》的專稿,他在談到自己對蔣介石的情結時這樣說:“我生於1935年,今年60歲。60年間的一半歲月,都在蔣介石的統治下,而這一半歲月,又正是人生中的大好歲月,不幸的是,我卻被蔣介石攔住,只能落荒而走,難以大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