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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怎麼樣？夠朋友吧！”
阿彌受到鼓舞，興奮地拿出一盒哈瓦那雪茄：“我們兄弟抽這個！要來，就來講究的，這兒現在是‘菸酒所’嘛—”一切的聚散離合在雪茄的燃燒中歸為平靜，男人之間的理解和友誼，在煙霧的彌散中建立得愉快而可靠。
“菸酒所”正式營業的那天，阿彌遠在北京的朋友“俠客”和“猿人”，從上海、廣州過來的幾個廣告界朋友，從重慶回來的Coco以及姜燦、文靜濟濟一堂，大家在古巴音樂的搖擺中跳起了“恰恰恰”。阿彌特意演講了一段開業說辭：
“菸酒所從概念上提供兩種場地，即研究問題和交菸酒朋友；從服務上提供兩種產品，即煙和酒。希望大家在這裡能化解困擾你們的問題，能夠結交到志趣相投的朋友！”
眾人開啟香檳，驚豔和歡暢的情緒籠罩了一切……
姜燦就在那一夜告訴了大家，他將到上海求學。Coco強行送給他一個熱烈的擁抱，並祝他“充電”成功。文靜眼中有絲絲的隱情，她原以為大團體的結束，正好是她與姜燦小團體的開始；但事實是，姜燦將離她更遠，這一點她事先並未料到。
酒喝高了的“俠客”，赤膊上陣，親自打碟。音樂的迷幻作用比酒精和菸草來得更快更猛，節奏能輕易將人們的外套褪去、將激｜情點燃、將情緒推向高潮。雖然沒有霓虹燈的閃爍，人們的眼睛卻更加迷離，這跟心理的波動有關。在阿彌的心裡，生活的派對從此重新開始，而且更加無拘無束；在姜燦看來，一種新生活的召喚就在不遠的前方。一首老歌曾描繪過癲狂狀態的人們有著怎樣不同的心理—Some dunce for remember； Some dunce for forget！
阿彌逐漸發覺，成都是一個有“話筒”的城市。這個“話筒”應該這樣去理解，當你掌握了“話筒”，全城都可以聽到你的聲音。當年羅斯福總統面臨“二戰”的形勢，想對歐洲說話，卻苦於歐洲各自為政的狀況，他生氣地指責“歐洲沒有話筒”。事實上，作為市場而言，上海是沒有話筒的，在上海，你很難講哪一家小店能夠一夜揚名；“新天地”這樣的大酒場也是在外面火得比裡面兇。但成都是有“話筒”的城市，“菸酒所”掌握了這個“話筒”，所以生意火暴得讓阿彌詫異—你本來想創造的是一個閒來靜處的悠然所在，結果成了人潮洶湧的酒吧！人多造成的格調喪失，並沒有左右“研究問題、結識朋友”的定位，人們的確在這裡研究了很多問題，阿彌也有幸結交了很多朋友。他忘了成都是一個喜歡“研究”、“勾兌”的城市，他這種由小眾到大眾的歪打正著，體現在生意上，就是無限地成功。
生意的成功也算是創意的成功。廣告人愛上了這個地方，於是很多創意會、提案會轉到這裡來開；阿彌成為了這個城市廣告行業的知名人士，甚至有企業直接向他諮詢問題。各種藝術家常常落座，除了對裝修品頭論足之外，也拉著阿彌討論各自的奇思妙想。遊客也慕名而來，各條旅遊線路上的獨特風光以多種方式在這裡展示……轉眼間阿彌由一個封閉自我的個人主義者擢升為身姿敏捷的社會活動家，真是人生何處不春風！遙想司馬相如當年在成都坐市沽酒，杜甫寧可身居茅廬，成都總有著這樣把人留住的魅力，“天府之國”的美譽決非浪得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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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店其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阿彌漸漸發現，人們當初是衝著環境和氣質而來，慢慢變成了一個個小圈子的固定約會，已經跟店和店主沒有了關係。也就是說，開始是你阿彌帶著大家玩，後來成了大家自己在玩，很多人甚至僅僅因為自己崇拜的人在這裡而玩到了這裡。這個時候，“菸酒所”已經跟阿彌沒有了多少關係。各個圈子的“意見領袖”正在形成，這種狀況對於生意人，也許是最好不過了；但阿彌這樣的好事者，卻感到了十分地失落！
必須堅持菸酒文化的強大張力，才能保證阿彌在“菸酒所”的影響空間。阿彌藉由塑造品牌的思路和主導輿論的手段，思考著“菸酒所”火暴背後的問題，他正好具有這方面的理論基礎和前瞻嗅覺。阿彌一方面為這樣的想法著手工作，另一方面懷疑自己是不是有了一種所謂文化沙文主義的傾向？管他呢，有一個廣告不是說“我的地盤我做主”嗎！為了加強文化的話語權，他不得不再次研究菸酒文化方面的東西。
酒的世界，品種豐富。世界各地的人們帶著各自獨特的生活感受創造了自己的酒。曾經與大麻一起風靡了美國校園的伏特加是產自北歐的烈性酒，“北極熊”用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