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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說：“喝點酒吧。”我說：“我不喝酒。”
這段樸素無華的回憶文字，讓我們彷彿身臨其境一般目睹了毛主席那溫慈謙和、平等待人，與普通文藝工作者情同手足的音容笑貌，也真切地感受到大導演凌子風對毛主席無盡的思念、摯愛的情懷。
三、前言 老一代紅色文藝家：我們永遠的榜樣（1）
那些喝延河水度過青春年華的老一代文藝家，幾乎都有過一段或從事地下鬥爭的非凡經歷或征戰沙場的戎馬生涯。他們投奔革命隊伍，哪裡是為了當什麼作家、藝術家，他們晝思夜盼的，就是如何儘早儘快地驅逐日本侵略者，徹底埋葬蔣家王朝，將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從苦海中解放出來。著名劇作家、戲劇活動家、戲劇理論家和戲劇教育家張庚同志的話再好不過地概括了當時文藝家們一切活動的宗旨：“如何把瀕於滅亡的國家救出來，才是主要的問題，不管自己是搞文藝、科學或哲學，都是為了挽救這個國家，這是我們年輕時所遇到的環境。”
仔細看看這批戰士的陣容吧：參加過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徵，三過草地，為挫敗張國燾分裂黨中央的罪惡陰謀作出過重大貢獻的女紅軍，後來成為著名劇作家的李伯釗；東北被日寇佔領後，呼滿鐵路特別支部的重要成員，領導群眾與日本鬼子進行過生死搏鬥，救出馬占山領導的抗日隊伍，而後又克服重重困難，辦起北滿省委的公開日報《哈爾濱日報》，在東北抗日鬥爭中建立過歷史性功勳，後擔任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第一任執行主席、東北文協代主任、東北文化部副部長的重要作家羅烽；14歲就參加了東北民主聯軍（即中國人民解放軍），19歲當了鐵道兵師宣傳隊隊長，隨赫赫有名的第四野戰軍征戰白山黑水、大江南北，而後又踏遍三千里江山，擔任起鐵道兵歌舞團團長的重任，在一次行軍中被敵機炸傷了一隻眼睛，險些犧牲了性命，立了多次戰功，成了聞名全軍的曲藝作家，離休後仍筆耕不輟，成為新時期小品藝術開拓者的焦乃積；為革命從武漢徒步800裡到延安，在晉西北等根據地，與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分割槽司令員、團長、營長、連長站在同一個指揮的位置，親身參加戰鬥，後來當了戰地記者，著有1200萬字的著名小說家周而復，等等，等等。所有這些既平凡又偉大的文藝家，都以驍勇頑強的英雄業績向人們昭示：中國老一代紅色文藝家，之所以被冠以“紅色”的稱號，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他們首先是英勇無畏的革命戰士，特殊材料製成的共產黨人，然後才是一個作家、藝術家。這一點正是我們老一代紅色文藝家身上最本質、最靚麗的閃光點，也是後來者必須倍加珍惜、認真傳承的精神財富。
對於老一代紅色文藝家來說，人民的利益，黨的需要是指引他們勇往直前的最光輝的燈塔。他們一生中時刻聽從黨的召喚，黨叫幹什麼就幹什麼，面臨黨的需要從無二言。林默涵同志本來是從事黨團的地下工作的，後來，為了宣傳抗日救亡運動，根據黨的安排，他又辦起了雜誌，先後編輯過《生活日報》、《讀書與出版》、《世界知識》、《國民週刊》、《全民抗戰》等刊物。抗日戰爭爆發後，根據組織決定，他一馬當先發起組織“上海青年救國服務團”，肩負宣傳部長的重任，變成了職業革命家。到了延安之後，根據黨的需要，又拿起擱下多時的筆，挑起“延安華北書店”總編輯的擔子。之後，黨為了加強報紙宣傳工作，又分配他任《解放日報》副刊編輯。正當他把工作開展得紅紅火火的時候，組織上一聲令下，他又告別了十分依戀的革命聖地延安，到了環境複雜險難的重慶，當了《新華日報》通訊課主任、副刊部主任。可是，一年以後，上海又需要他，於是他又匆匆赴滬，參加《新華日報》上海版的籌備工作。在時局動盪的年代裡，情況時刻有變。工作剛剛有點眉目，領導又指示他辦《群眾》週刊。不久，他又堅決而愉快地接受周恩來的安排，到香港與章漢夫辦《群眾》週刊。一切編輯、組稿、寫稿、校對、發行、生活管理全都承擔起來。為了傳播黨的聲音，宣傳黨的各項政策，報道解放戰爭的形勢，工作起來幾乎每天都是披星戴月、廢寢忘食。全國解放後，上級先是安排他當國家文教委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可是，後來為了統戰工作的需要，又不讓他當副主任，只當委員。一貫聽從黨安排的林默涵同志，這一次也沒鬧丁點情緒，口氣十分堅定地對黨說：“那沒有問題。”胡喬木同志要他不要管雜事，主要負責給中央寫報告，並且要他住到自己住的那個院子裡去。對這一決定，林默涵同志依然還是絕對服從，因為早在戰爭年代他就對黨表下了這樣的決心：“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