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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空車蓬，沒有底。我想，還有四個輪子呢？又找，找到了。我爬過去一摸車底下壓著人，有棉襖。我說：“你是誰？”他也不說話。我就搬車，四個輪子朝天，我怎麼搬得動呢！使勁搬也搬不動，壞了。但是是誰我不知道。當時我就衝火車喊，火車還在走，“轟隆隆，轟隆隆”。我喊：“站住！站住！”火車司機哪兒聽得見我喊呢。其實火車已經開始在停了，但不能一下停下來，要慢慢地停。火車站住以後，有一個提著馬燈的人下來了，他說：“怎麼回事？”我說：“你的火車撞了我們的汽車了。汽車上有幾個人，你趕快找人。”火車上下來幾個人，我就不管了。
對面是729分廠，就是汽車製造廠，正在施工。晚上燈火很亮，我從火車輪子底下爬過去，爬過去就跑，往工廠跑，跑著跑著掉下去了。工廠挖土挖了一個大坑，我掉在土坑裡了，爬也爬不上來，爬了掉下來，爬了掉下來。我拍《中華女兒》還用了這麼一個鏡頭，胡秀芝爬山，爬上來掉下去，又爬上來又掉下去，怎麼也爬不上去，結果我也遇到這個情況。後來不知怎麼爬上來了，爬上來我就朝工廠跑，剛跑到鐵絲網前要往裡鑽，裡邊有人喊：“舉起手來！不許動！”警衛拿著刺刀對著我，我就舉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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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撞火車的“拼命三郎”（2）
他說：“你是哪兒的？”
我說：“我們是電影廠的，撞了火車，我要打個電話給電影廠。”
“好，你跟我來吧。”他說，“哎呀，真危險，我們昨天安裝的高壓電網。今天停電。要是沒有停電，你走到一米左右的地方就把你吸住了。”就這麼巧。
我進去打電話給電影廠，告訴出事了。總機問：“你是誰？”我說：“我是凌子風。”他問：“導演死了沒有？”我說：“我是凌子風不就是導演嗎？你趕快告訴廠長，出了什麼事，汽車在什麼地方。”
掛了電話，這個同志不錯，趕快讓我上醫務室。我渾身都是血，不知是我的血還是別人的血。到了醫務室我說：“你別給我治病，我沒病，我也沒傷。”但我手有劃傷，我說趕快救人。
729廠是蘇聯建的，有救護車，馬上開走了，大夫還得給我包紮。我還得走啊，可是根本走不動。我爬過去，爬到汽車那兒時，已經把人救起來了。讓我上汽車看看是不是這幾個人。我一數五個人，我說：“不對，還少兩個人，包括我一共七個人。”他說：“那邊有一個同志犧牲了。”我過去看，那時已經有手電了，一看是男主角，叫張羽同志，瀋陽人民話劇院最好的演員。當時我還想誰都可以死，但他不能死，因為就他是借來的。
結果就是他死在車裡。我一定要搬，不允許搬，大概要等警察來。我非搬不可，好發脾氣，我把他抱出來了，一看，耳朵、鼻子、眼睛都是泥土、腦漿，一根鐵插在腦袋裡。我就抱在懷裡，然後把他抬在路燈下。我到車裡大家都在哭，
“導演我腿斷了。”“導演我要死了。”哭得難聽極了，“我怎麼辦？”這時，一個人問我：“你算不算？”我說：“我算。”他說：“人不短了。”
我沒算我。可這些人都哭怎麼辦呢？我就講保爾，一講保爾都安靜了。車往醫院送，幾個廠長都坐著車來慰問。這個紅十字車剛一開就掉進溝裡了，司機也慌了，我一看，這個著急啊，車輪在那兒轉，我急了說大家推車。廠長都跟著我推車，最後又從工廠調了一個大卡車，拿鋼絲繩捆上才把車拉出來，把人送到醫院。
送到醫院後，讓我住院，我無論如何也不住，其他人都住院了。有一個同志頭在小河裡泡著，被人發現後拉出來了，不拉出來他就憋死了。
我坐著車回來了。回到宿舍我就不能動了，想站起來，站不起來，想抬手扶著，渾身沒有知覺，但頭腦清醒，就是動不了。大家把我抬下車，送到宿舍。據說我就瘋了，得了神經病，我反反覆覆地說：“犧牲這個同志，我也有責任。”醫務室的護士守了我一夜，給我打鎮定針。
第二天非把我送到醫院。到醫院的當天，我就召集攝製組開會。休息了兩三天，我準備繼續拍。
在這之前先開追悼會，張羽同志的夫人來了，她很年輕二十多歲，才生了孩子，孩子還不會說話。這個同志前幾天還來了，現在她是我妹妹。我認了一個妹妹。本來這個孩子我想要，她不給我，是個兒子，現在天津工作得很好。後來她又結婚，我扮的主婚人。
開完追悼會接著拍，拍了一個月零11天，耽誤了十天左右，拍完了，犧牲了一個同志。當時接了很多慰問信，全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