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尚武精神的百年失落:大國無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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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兼五口通商事務欽差大臣的重要崗位。其時，清王朝尚無“外交部”（準外交部，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葉名琛被俘三年之後的1861年１月才宣告成立），一切外交事宜俱委“五口通商事務欽差大臣”署理，而這位“欽差”，例由“兩廣總督”兼任。

且看葉名琛的升遷史。

葉名琛，字昆臣，湖北漢陽人。嘉慶十四年（1809）生，道光十五年（1835）進士，入翰林院選庶吉士授編修；道光十八年（1838）散館，出為陝西興安知府；道光十九年（1839）擢山西雁平道；道光二十年（1840）調江西鹽道，道光二十二年（1842）升雲南按察使，是年底晉湖南布政使。道光二十四年（1846）丁母憂去職。道光二十六年服闋，授廣東布政使，道光二十六年（1848）擢廣東巡撫。這一年葉名琛四十歲。從翰林院編修的“正七品”閒職，到一省封疆大吏的巡撫（從二品），葉名琛用十年時間（還包括丁憂守制的27個月）連升九級臺階，不為不速，不為不順。②

歷史在後臺做了充分的準備，幫助將要登場的演員塗脂抹粉，冠帶一新，就是為了讓他演好自己的角色。“臺上三分鐘，臺下十年功”，此言信矣！

當上巡撫的第二年，即1849年4月，葉名琛就有了一次顯示他天朝大吏氣度的機會，這便是與總督徐廣縉拒絕英國人進入廣州城。督撫同心，紳民一意，又有“民團”十萬人聞訊集結，英國人權衡利弊，放棄了4月入城的計劃。事定，廣縉以疏聞。道光皇帝龍顏大悅，他認為徐、葉二人“不折一兵，不發一矢，中外綏靖，可以久安，實深嘉悅”，③　於是一高興賜封徐廣縉一等子爵，賜封葉名琛一等男爵。

廣州反對英國人入城的“勝利”，不但被“誇大”了，而且“定性”錯誤。

所謂“不戰而勝”，“不戰”是真的，“勝”則未必。因為英國人（非軍事人員的商人）只是想“踐約”入城，“約”是《南京條約》或對該“約”的官方解釋，“城”是“五口”通商之“口”的廣州。既開了“五口”通商，允許通商者進入“五口”，原本是順理成章的。只是由於中英南京條約的中英文字存在歧義，簽約後英國人能否進入通商口岸城市，尤其是廣州這一“口”，雙方理解不一。

關於英國人入“城”的規定，《中英南京條約》中文字第二款這樣表述：“自今以後，大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通商貿易無礙；且大英君主派設領事、管事等官，住該五處城邑。”④　對此中方作了如下理解：商人住“港口”，外交官方可入“城邑”。該條約的英文字直譯則為：“中國皇帝陛下同意，英國國民及其家人和僕人，從今以後獲准居住於廣州、廈門、福州府、寧波和上海的城市和鎮，以進行通商貿易，不受干擾和限制；統治大不列顛及各處的女王陛下，將指派監督或領事官員，駐紮上述城市和鎮。”⑤

條約簽訂後，上海、寧波很快便讓英國人入城居住。廈門城外，英國人集中居住在一座直徑一華里的圓形要塞裡，並未主動提出進入廈門老城。福州於1845年允許英國外交官入城，1850始允英國商人入城。廣州則一直關門大吉，拒絕英國任何人進入城中。對照條約二文字，不論怎麼死解、活解，這都是對“愛國主義”或“反侵略”的誤導。

鴉片戰爭後，耆英任兩江總督兼五口通商欽差大臣，英人入城事，應該由他說了算，但懼於廣州紳民排外情緒正熾，他對英人的入城之求故作推諉。道光二十六年（1846）4月。耆英與英國公使德庇時簽訂了《退還舟山條約》，該約規定英人有權入城，但對允入時間，耆英又含混應付。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4月英艦闖入珠江，直逼廣州，耆英才“謾許兩年後踐約”。⑥他的許諾是1849年4月6日開放廣州城。

因而，我們有據斷定：允許英國人進入廣州既是兩國使臣的正式約定，又是中國外交負責人的承諾。耆英入覲留京了，繼任者是徐廣縉，照理他該遵約踐諾，以維護政策的連續性和承諾的可信性；可他與葉名琛卻要表示與洋人勢不兩立，以顯現“強硬派”風采。於是，廣州城就有了官民呼應、“十萬”人（實際大大低於此數）抵制英國人入城的群眾運動。

我們說“定性”的錯誤，就是指歷史評判的是非混淆，黑白顛倒，拿著不是當理說，肯定了錯誤的事，禮讚了惹禍的人。

仍以“入城”為例，“五口”開放後，寧波、上海、廈門三“口”的外國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