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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信教，“拳民”亦可在北京練拳也。
義和團進京，有了中央政策的許可。
我傾向於將五月十二日（6月8日）火燒北京賽馬場，看作大批義和團進京的訊號。
據《庚辛紀事》載：“五月十三日，董福祥奉召，入都，宣稱已命義和團充先鋒，剿滅洋人，我軍為之後應。”董入京，正好在火燒賽馬場第二天。同書又載：“自剛（毅）回京未數日，即有拳匪數萬人到京。某城門守者堅不肯納。方爭持間，忽有人持輔國公載瀾令箭至，令開門。守者不敢違，由是風聲所播，相繼而來者，日以千計。”？輩？輰？訛 董福祥的“宣稱”與載瀾的“令箭”，都不是個人行為，而是“政府行為”。“開門揖盜”是一句老話，這一回，九重天闕“開門”而揖“義民”，結局如何，誰也猜它不出。但載漪、剛毅等人還是十分樂觀的。
“義和團既遍京師，朝貴崇奉者十之###”。這些義和團發燒友，因為義和團的進京而煥發了“滅洋”活力。或上表，或進言，火上澆油，聳人聽聞，掀起了一股極端愚昧又極端虛妄的排外濁流。
太子太保、體仁閣大學士徐桐，在光緒二十五年的“立嗣”活動中撿了個便宜，當上了後補皇帝“大阿哥”溥儁的師傅，“照料弘德殿”。老年風光，讓他對慈禧太后忠心不二。太后既然相信了拳民，徐桐豈有不相信之理！聞拳民入京，“桐大喜，謂中國自此強矣”。見了義和團的大師兄，徐桐待如上賓，並提筆書寫一聯，拱手相贈。聯曰：“創千古未有奇聞，非左非邪，攻異端而正人心，忠孝節廉，只此精誠未泯；為斯世少留佳話，一驚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膽，農工商賈，於今怨憤能消。” 這聯語，是那個時代對義和團最高的評價。可惜，這麼“忠孝節廉”的義和團，最終還是闖入他家洗劫一空。
知府曾廉、編修王龍文獻策，乞載漪代奏，“其大旨言，攻東交民巷，盡殺使臣，上策也；廢舊約，令夷人就我範圍，中策也；若始戰終和，與銜璧輿梓何異？載漪得書，大喜曰：‘此公論也。’”
“御史陳嘉言云：得關壯繆帛書，言夷當自滅。”
“御史徐道焜奏言：洪鈞老祖已命五龍守大沽，夷船當盡沒。”
“編修蕭菪爵言：夷狄無君父二千餘年，天將假手義民盡滅之，時不可失。”
“曾廉、王龍文、彭清藜、御史劉家模先後上書，言義民所至，秋毫無犯，宜詔令按戶搜殺，以絕亂源。”
“郎中左紹請戮郭嵩燾、丁日昌之屍以謝天下。”
“主事萬秉鑑謂曾國藩辦天津教案所殺十六人，請議恤。”
“尚書啟秀奏言：使臣不除，必為後患。五臺僧普濟有神兵十萬，請召普濟會殲逆夷。”
“曾廉、王龍文請用決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館，必盡淹斃之。”
“御史彭述謂義和團咒炮不燃，其術至神，無畏夷兵。”
“侍郎長麟前以附於光緒帝為西后罷斥，久廢於家。至是請率義民當前敵，西后棄前憾而用之。”
歷史公正而縝密，記下了廟堂精英的謀國高論。我們無須嘲笑他們。時代使然，民族偏見使然。
“當時上書言神怪者以百數，王公邸第，百司衙署，拳匪皆設壇，謂之保護。士夫思避禍，或思媚載漪者，亦恆設壇於家，晨夕禮拜焉”。這形勢，恐怕義和團首領們也未料到。一覺醒來，北京城，人人變成了義和團。這正如二十世紀中期提倡造反的年代，人人都是“造反派”一樣。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二、“五大臣”喋血菜市口（5）
群眾發動起來了，讓我們幹正事吧！
這西太后與端郡王們的“正事”就是“滅洋”。
義和團在外省的焚教堂、殺教士，只能算“剪除枝葉”；到京城裡，朝廷與義和團聯手，那才是“掘斷老根”的大工程。“滅洋”的“滅”字，很徹底。為達此目標，鬥爭一步步向縱深發展。對照當時的事態發展，我們可以較為清晰地將頑固派的“滅洋”部署劃為兩個階段：一是激化矛盾，二是挑起戰爭。
掃描第一階段：
——五月十五日（6月11日），董福祥部武衛軍（甘軍）在永定門外馬家埠殺日本大使館書記杉山彬。
——五月十七日（6月13日）至二十日（6月16日），義和團於右安門內、宣武門內、正陽門外連日焚教堂、殺教民，致使各教堂傳教士、教民紛紛逃入東交民巷使館區。此後焚劫勢頭不減，北京城山雨欲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