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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良揹著個“不抵抗將軍”的罵名，沒有一天不想著抗日。雖然蔣介石派他到仇敵楊虎城地盤，但有機會可以脫離被牢牢控制的武漢，又可以在西北建立抗日大本營，直面日本之敵，故而欣然答應。張學良一到西安，即利用權力調派東北軍舊將，把幾十萬大軍駐紮在陝西周邊，東北軍又從一盤散沙捏成了拳頭，給西北軍造成了不小的壓力。
既然二人的矛盾在抗日，結合也在抗日，於是盡釋前嫌，攜手起來，楊虎城把自己的新城黃樓讓出一部分，給張學良“剿總”辦公。誰承想做事總是出人意表的張學良，透過親共的部下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秘密與積極抗日的陝北*中央取得聯絡，表達了合作意向。處於困境中的*中央欣喜異常，周恩來立刻派李克農為全權代表，冒著大雪到洛川與王以哲進行談判。談判進行得很順利，初步達成口頭合作協議。談判最後一天，張學良駕駛飛機飛到了洛川，親自與李克農會面。張學良要求李克農向中央報告，提出要和周恩來在膚施談判，提高談判級別，也提高合作程度。*中央欣然同意張學良的要求，並互發電報敲定了行程與議程。一個月後，李克農即陪同周恩來秘密進入膚施城內，張學良又是親自架機，秘密飛往膚施會見周恩來。
這些行動都非常保密，楊虎城亦不知，只是發現了一些反常。張學良與楊虎城進一步交往中，發現他也有一腔愛國熱血，於是酌情透露了自己和共產黨的秘密動作，試探一下他的虛實。誰知楊虎城也早與共產黨接觸密切，還怪罪張學良進一步聯共不叫上自己，二人一拍即合，於是讓西安這個剿共的焦點，反倒變成了共產黨人活動的樂土。
齊北的發言非常冷靜客觀：“共產黨抓的是什麼，抓的是人心，現在人心所向在哪裡，在抗日。所以現在跟著共產黨喊抗日的人很多。楊虎城是什麼，是土匪；張學良是什麼，還是土匪；共產黨是什麼，也是土匪。他們的秘密合作，實際是匪匪勾結，沆瀣一氣。張楊雖然鼓吹抗日，但他們都是軍閥，不會不打自己的算盤，軍閥最需要什麼，就是地盤。楊虎城這個人貌似耿直，實則狡猾，他與什麼人都交好，一直被委座排斥在嫡系之外。他為什麼聯共，除了抗日之外還是想鞏固在陝西的地盤。張學良這個人貌似聰明，實則冒失，他為什麼聯共，除了抗日之外還是想收復東北的地盤。共產黨的力量現在太弱，他實際是想間接聯合斯大林，學新疆的盛世才，靠蘇俄來重整遠東。
“這兩個人一旦失去地盤，軍隊無所根據，沒了軍權，就什麼人物都不是了，他們很明白這一點，所以才和委員長唱反調。只有這樣，他們才能保持地位，怎麼唱反調，就是鼓吹抗日，反對委員長‘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豈不知這個口號非常正確，不但以前適用，現在也不能變，我非常支援。俗話說家賊難防，共產黨就是我們的家賊，腹心之患。我們不能消滅共產黨，就要被共產黨所消滅。我們與日本人還可以講和，但和共產黨，完全沒有商量的餘地。
《潛伏·1936》 第四章（7）
“現在看起來，中國和日本水火不容，但終究還有和解的一天。我們與共產黨那就完全不同了，勢不兩立，沒有什麼價錢可講。其實我們真正的敵人，並不是日本人而是共產黨。共產黨有赤色帝國主義者蘇俄做後臺老闆，比日本人還要可怕。共產黨的大本營近在陝北，對西安是一個大威脅，防共就是我們唯一的責任。如果讓共產黨勢力在西安膨脹起來，整個西北以至大後方受到共產黨的威脅，我們一切都完蛋了。我們對不起國家，對不起委員長，我們自己也死無葬身之地。一旦他們起勢，在座的哪一位，不是他們先殺而後快的？”
大家聽得頻頻點頭。齊北看了一眼張毅，又說：“我們今天是統一行動，而不是統一組織。關鍵是我們的組織也統一不了，各有所屬、各有所長、各有所重，如何能統一指揮？我主張合而不同，各自在擅長的領域，殫精竭慮為*效力，為委員長效力。然後進行一些必要的合作、必要的交流，這才是正途。我們是西安的耙子，各位就是耙子的鐵齒，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如果把鐵齒打得剩了一根，那就什麼也做不了了，因為我們不是軍隊，不是梭鏢。所以，我反對張特派員的主張。”
張毅聽完非常吃驚，這才意識到齊北會前關於合作的溝通是個陷阱，自己跳了進去，倒為他提高了威望。眾人聽了齊北的話，不由得暗自竊喜，誰都不願意把自己的力量交出來接受統一指揮。馬志賢更是由衷贊同，自己的力量隱藏在警察局，如果統一指揮，難免暴露，於是也不管張毅的特派員身份，發言支援齊北：“共產黨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