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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曹操吃虧也在這裡：他在朝，劉備、孫權在野；他在內，劉備、孫權在外；他的兒子稱帝在先，劉備、孫權在後。他“挾天子以令諸侯”，在當時佔了便宜，到寫歷史的時候可就麻煩了：他無論如何也逃脫不了“篡漢”的罪名，摘不掉“奸臣”的帽子，成為歷代王朝都要防範的人物，被視為最危險的敵人。你想，如果身邊有個曹操式的人物，哪個皇帝睡得著？結果，盛世要防他，亂世也要防他。盛世要防他圖謀不軌，亂世要防他興風作浪，什麼時候也討不了好。�
皇帝要防他，官們也要防他。誰願意攤上曹操這麼個頂頭上司呢？沒本事他看不起你，本事太大他又要整治你。執法又嚴，辦事又認真，說話又不打官腔，完全不按官場上那一套來操作，這都讓人受不了。尤其是他“唯才是舉”，用人不論出身，不講學歷，不看背景，以及辦事講究實效，不重形式等等，都讓那些只知“等因奉此”、行禮如儀、推諉扯皮的官僚主義者們感到威脅。官僚主義從來就是和官僚制度共生的。而且，越是到封建時代後期，文官制度越成熟、越完善，官僚主義也越嚴重。曹操既然是官僚主義的敵人，那他也就是官們的敵人。歷朝歷代，做事的人總是被那些只做官不做事的人攻擊，曹操也不例外。�
文人和老百姓也不喜歡曹操。因為曹操殺了不少文人。文人喜歡同病相憐，老百姓更不管他在歷史上有沒有貢獻。陸機就說：“曹氏雖功濟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在魏蜀吳三國三位開國領袖中，曹操留下的血債大概最多，令人髮指的殘忍記錄也最多。血債總是要還的。殺不了曹操，口誅筆伐不行嗎？義憤填膺之際，便難免誇大其辭，甚至誣衊不實。比方說，他就未必殺過呂伯奢一家，更未必說過“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話。不過，曹操也曾誣賴過別人的，冤枉他一回，也算一報還一報。何況這些事栽到他頭上也“很像”。於是，皇帝、官僚、文人、老百姓便都異口同聲地說曹操“奸”，儘管他們所指的具體內容並不相同。�
更為嚴重的是，曹操得罪了中國文化。或者說，得罪了中國文化對人的評價系統。曹操的觀點是：一個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才、能幹，“不仁不孝”倒不要緊。中國文化的傳統觀念則是：一個人，最重要的是仁義忠孝，有沒有才華，有沒有能力，有沒有功勞，有沒有政績倒不要緊。甚至，平庸一點更好，顯得老實、忠厚、可靠。所以，傳統社會中的中國人寧肯選擇劉備，也不選擇曹操。對德才兼備的諸葛亮，就更是推崇備至；對屢犯軍事錯誤、葬送蜀漢前程，卻忠心耿耿的關羽，也推崇備至。倒是蘇東坡說了句公道話。他認為諸葛亮“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也就是說，僅僅那麼一點忠信，便把過人才略和蓋世功勳全壓倒了。�
這是曹操的悲劇，也是歷史的悲劇、時代的悲劇、中國文化的悲劇。因為這種“寧要無才之德，不要無德之才”的邏輯，發展到後來，就是大清王朝的“寧贈友邦，不與家奴”和張春橋之流的“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正確的評價系統是德才兼備。而且，德不等於政治態度，才也不等於科學知識。其中涉及問題甚多，姑不論。另請參看本書《雍正》一章。。這也是典型的狗與羊的邏輯。因為它翻譯過來就是：“寧要一大群狗與羊，也不要一隻虎和豹”，如果那虎或豹曾在農場裡偷過豬的話。�
六 可愛的奸雄（5）
好在曹操並不在乎別人給他畫的大花臉，更不在乎死後別人的說三道四。他打算做的事情在生前大體已經做完。他可以含笑於九泉了。�
但在我們看來，曹操“至少是一個英雄”（魯迅語）。而且，是一個有幾分可愛也有幾分奸詐的英雄。��
曹操，公元155年生，220年卒，享年六十六歲。曹操死後九個月，獻帝讓位於曹丕，東漢遂亡。又過了一個月，曹丕追尊曹操為太祖武皇帝。第二年，劉備在成都即帝位。229年，孫權在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稱帝。至此，三國鼎立的局面名副其實地形成，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曹操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