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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要到那裡去回報它的愛了。
有些人對此就反應遲鈍了，他們先從佐治亞到了伊利諾伊，到了大都會，又回到佐治亞，再去了聖迭哥，最後終於搖著頭，向大都會認了輸。其餘的人立即明白了這是給他們預備的，這座大都會，獨一無二。他們一時興起，因為它就在那裡，為什麼不去？他們作了周密計劃，來來回回通了許多封信摸清底細，知道怎麼來，花多少錢，到哪兒，之後就到了這裡。他們是來看一下的，然後就忘了回去蒔弄高高矮矮的棉花。不管是不是不體面地遭到解僱，是不是被人違約辭退，是不是未經通知就給攆走，反正他們逗留了一陣子，然後就想象不出更好的地方可待了。還有的人來到這裡，是因為一個親戚或老鄉說：哥們兒，你在臨死之前一定得來這兒看看；要麼就是：我們現在有地兒待了，趕緊收拾行李來吧，別帶高靿鞋。
爵士樂 第二章1（3）
不論他們是怎麼、什麼時候、為了什麼來的，他們的腳底板剛一沾上這兒的人行道——就再也沒有回頭路啦。哪怕他們租住的房間比小母牛的牛棚還要小、比早晨的廁所還要暗，他們還是留下來看自己的同類，在觀眾中間聽自己的聲音，感覺自己走在大街上、在幾百人中間，這些人走起路來樣子是相同的，這些人說起話來，不論口音如何，對待語言就像擺弄同一種複雜的、聽話的玩具，而玩具就是為他們的遊戲設計的。他們之所以愛它，一部分原因是他們留在身後的幽靈。是27營的退役老兵消沉的意氣，他們瘋了似地為長官效勞，長官卻背叛了他們。是數千人因為噁心而呆滯的眼睛，他們被阿穆爾先生、斯威夫特先生和蒙哥馬利·沃德先生帶來制止罷工，然後又因此被解僱了。是兩千名加爾維斯頓碼頭搬運工人的破爛鞋子，馬洛裡先生永遠不會像對待白人那樣付給他們每小時五角錢。是合十祈禱的手掌，焦躁不安的呼吸，逃亡者們安靜的孩子，他們來自俄亥俄州的斯普林菲爾德、印第安那州的斯普林菲爾德、印第安那州的格林斯堡、特拉華州的威爾明頓、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奧爾良，因為喪心病狂的白人已經在家鄉的每一條小路、每一個角落口吐白沫了。
黑人逃避貧困和暴力的浪潮在19世紀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達到了頂峰，到1906年喬和維奧萊特加入進來的時候，已經趨於穩定了。像其他人一樣，他們是鄉下人，可鄉下人是多麼快就忘本了呀。他們愛上了一座城市，準備永遠愛下去，彷彿就是永遠的了。就好像從沒有過一時一刻不愛它。他們剛一抵達火車站，或者從駁船上下來，瞥見軒敞的大街和照亮大街的奢侈的街燈，就立即知道，他們是為此而生的。在那兒，在一座城市裡，他們並不像他們的自我那樣新鮮：他們那更強壯、更危險的自我。剛開始，他們初來乍到的時候，還有二十年後，他們和大都會一道成長起來的時候，他們太熱愛自己的這一部分了，以至於忘記了熱愛別人是什麼感覺——也就是說，如果他們還愛過別人的話。我並不是說他們恨別人，不，只不過他們愛的方式開始像一個大都會人了；女學生從來不在紅燈前停下來，而是把街道前前後後打量一通再從人行道走下來的那種方式；還有，男人們是如何適應高樓大廈和小小的門廊的，一個女人在人群中走動時是個什麼樣子，或者，她的側影在伊斯特河的背景下是多麼怵目驚心。知道燈油或者一件日常用品在左近的街角就能買到、用不著跑上七哩地時，她在廚房裡幹家務的那份悠閒自得；推開窗戶就能幾個鐘頭地對著下面馬路上的行人出神的那種令人驚訝的勁頭。
那一切很少能產生愛，不過倒的確能榨出慾望來。一個女人，如果獨自一人倚在鄉間大道旁的柵欄上，會把一個男人攪得熱血沸騰，可要是在大都會，他可能連看都不看她一眼。不過，如果她甩著皮包、在大城市的街道上穿著高跟鞋匆匆疾走，或者手拿一瓶涼啤酒坐在門前的臺階上，鞋子掛在腳尖上晃悠著，這個男人就會對她的姿態，對石頭臺階上的嬌嫩肌膚，對大樓向那小巧的、晃悠的鞋子施加的重重壓力作出反應，就會被她勾去了魂兒。然後他會想，他要的是那個女人，而不是什麼石頭的曲線和一隻在陽光中進進出出地晃動的高跟鞋的組合。他會馬上明白這是場騙局，是形狀、光線和動作的把戲，可這仍然無所謂，因為騙局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不管怎麼說，他感覺到了自己的肺部在一張一弛。大都會里沒有什麼空氣，可是有呼吸，每天早晨都在他體內像笑氣一樣飛快穿過，讓他的眼睛、他的談吐和他的期望煥發光彩。用不了一會兒工夫，他就忘記了佈滿鵝卵石的小溪，忘記了蘋果樹老得枝杈都垂到了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