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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這個青年具有他年輕時期的看法、感情和想法，賦予他以他自己的全部豐富卓越的才智。這就把維特變成了一個偉大的象徵性人物；他不僅代表了時代精神，而且代表了新時代的才智。他的宏富偉大的程度幾乎和他的命運不相稱。勃蘭兌斯的論述給了我們一把鑰匙，可以用來開啟維特心靈的大門，體會他的感情世界，洞察他悲劇性結局的必然性，認識這個形象內涵的豐富性和深刻性。維特的悲劇源於內、外兩個方面。
悲劇的內部原因是由於維特愛情上的失敗導致了內心無法解脫的矛盾和衝突以及他感傷、厭世的情緒。初識綠蒂，維特的心就整個被她“俘獲”了，他愛她愛得刻骨銘心，戀情像兇猛的山洪，一發而不可收。綠蒂已同阿爾貝特訂婚，這是他一開始就知道的，但起初的一個多月阿爾貝特去外地未歸，維特天天和綠蒂廝守在一起，度過了一段美好時光，雖然他有時想起或綠蒂談到阿爾貝特的時候，他的心頭就會染上一抹陰影。隨後他連續遭受三次沉重的打擊，內心的矛盾使他產生了絕望情緒。
阿爾貝特從外地返回是維特所受的第一次打擊。阿爾貝特一回來，維特就從幻想中回到了現實，感到他的快樂已經過去，對綠蒂已“不抱什麼奢望”，他要走了（１７７１年７月３０日信）。緊接著他和阿爾貝特進行了一場關於自殺問題的爭論。經過這次正面衝突，維特的情緒日益陰鬱，他不得不走了。綠蒂和阿爾貝特的結婚對維特又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得知這個訊息時，維特心裡很不是滋味，看來他僅存的一絲希望已經成了泡影，他想到“阿爾貝特摟住她的纖腰”時，“全身就會戰慄不已”（１７７２年６月２９日信）。維特辭掉公職，再次來到綠蒂身邊時，綠蒂成了阿爾貝特的妻子這個事實已經無法改變，他作為第三者的處境極為尷尬。對阿爾貝特來說，綠蒂是他“珍貴的財富”，他願同別人分享，“哪怕只是一瞬間，哪怕是以最最純潔無邪的方式”，這是理所當然的；綠蒂在感情上、精神上依戀著維特，但是作為一位“賢妻良母”型的女子，她愛自己的丈夫，不願、也沒有決心和勇氣以犧牲自己的婚姻為代價，投進維特的懷抱。維特的希望越是不能實現，他的追求也越加執拗、強烈，他內心的矛盾無法解脫，因此他常常想到死，把死看作自己“最後的出路和希望”。處在兩難境地的綠蒂，最後下決心與維特疏遠，要維特放棄對他的愛戀，並離開她出去旅行。在聖誕夜前夕，他與綠蒂一起誦讀莪相，激情衝破了道德的規範，兩人緊緊摟抱在一起。綠蒂從神智昏亂中恢復過來後，“心裡又怕又亂，又愛又怒”：“這是最後一次！維特！您不要再見我了！”綠蒂的這句話對維特的打擊是致命的，他再也無力承受了，於是在聖誕夜給綠蒂寫完絕筆信，於午夜１２點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另外，維特多愁善感的性格，是造成他悲慘結局的另一內在原因。他的感情過於纖細，性格過於脆弱，是個對月長嘆、對花落淚的多愁善感的青年，似乎患了一種憂鬱症，剛到他的“隱居地”，他就發出了“人生如夢”的感嘆。我們知道，感傷主義是１８世紀５０至７０年代的時代潮流，是當時流行的“時代病”。那時，年輕人爭取自由的精神日益發揚，他們不能容忍受支配、受束縛的狀況，但是面對封建勢力極其強大的社會現實，他們行動上又無能為力，他們感情細膩，帶有一點病態，便把人生當作是可厭惡的負擔，以此來作為對社會的抨擊和反抗，德國青年這種“時代病”的外來誘因，是外國文學。歌德曾談到莎士比亞筆下憂鬱的丹麥王子哈姆雷特及其獨白使德國青年為之著魔，盛行於１８世紀中葉的歐洲感傷主義文學，如斯特恩的《感傷的旅行》、揚格憂鬱、哀怨的《夜思》、格雷調子低沉的《墓園哀歌》、哥爾德斯密斯的《威克菲爾德牧師》以及麥克菲森仿作的、假託是莪相的詩歌等，對德國青年的厭世情緒更是起到了推波逐瀾的作用。讀者一認識我們這位朋友維特，就感覺到他強烈的感傷主義情調，他一味強調心靈感受，對人生厭倦，因而寄情于山水，他對月亮、大自然和音樂有著極其敏銳的反應，四季景物隨他心境的變化而變換。他第二次來到綠蒂身邊時，悲愴情緒已經很濃，周圍的景物也和他的心情一樣，已是“一派蕭颯秋意”，他只有在莪相詩歌中才能排遣他的煩惱和悲傷，所以維特說：“莪相已把我心中的荷馬擠走了”。莪相詩歌中那無窮無際的曠野、勁風吹動的荒草、長青苔的墓碑，空中飄浮著陣亡英雄和凋謝的少女的亡靈——這一切使小說男女主人公的心受到強烈震撼。處在這樣的社會環境和文學氛圍中，人們“為自己的不滿足的熱情所苦，而外界又絕沒有刺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