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妖與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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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條》，宣佈：“宣傳赤化，主張共產，不分首從，一律處死刑。”旋以“宣傳共產赤化”罪名逮捕並殺害了《京報》主編邵飄萍和《社會日報》社社長林白水。據說還擬出了一份黑名單，宣傳革命的李大釗和宣傳性學的張競生都榜上有名，白色恐怖籠罩了北京城。

外面的風聲越來越緊，反動軍警已經盯上李大釗，畢竟，他是北洋軍閥必欲除之而後快的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有一天在閒談時，張競生勸告李大釗說，像他這樣有影響的人物，在北京居住恐怕會有危險，還是到外地避避風頭為好。李大釗感激地握住張競生的手，冷峻而平靜地說：“處在這樣混亂的局面，無論如何，都須橫死的。”

為著革命的理想，李大釗已懷抱必死的信念，他引用了羅馬政治家西塞羅的話，既是自況，同時也是對張競生的回答。他又從容而堅定地說道：“目前南北軍閥混戰，民不聊生。我知道我處境危險，但這又何足畏懼呢！要有為主義而犧牲的先驅，才能喚醒勞苦的大眾，才能實現最後的勝利！我願意做這樣的殉道者！”末了，李大釗又喃喃地低聲念道：“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張競生的眼睛溼潤了。李大釗的境界，他沒能達到，但他敬仰他，佩服他！

為了不使革命蒙受無端的損失，李大釗終於接受組織的建議，秘密遷入位於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西院的舊俄國兵營內，繼續領導北方地區黨的革命鬥爭。

雖說暫時尚沒有人身危險，但張競生對於北大的工作已毫不戀棧。本來，按照北大的慣例，每年的暑期，都可以照領薪水到國外去遊學一次。頭一年，他去了日本；第二年，原想去澳洲，因為護照發得太遲，無法成行，只好改去哈爾濱。今年，他計劃利用暑期帶著夫人褚松雪和剛滿一歲的兒子張應傑到國外去旅行，但學校一直欠薪未發，國外遊學成了泡影。據學校會計處報告，學校截止本年1　月1　日，賬簿上存款只有二角五分八厘！學校經費無著，一切都難以維持，停課索薪無果的情況下，下半年各教授只好另謀他就了。

一、別鵠離鶯（2）

孩子嗷嗷待哺，妻子賦閒在家，家庭經濟頓時陷入困境。張競生決計離開北大，到南方去開啟一條新的生路來。在商得註冊部及哲學系主任陳大齊同意的情況下，張競生所授的功課，包括行為論、行為論史、孔德學說等課程，提前在1926　年5　月底進行結業考試。

迫於時勢，迫於生計，張競生不得不離開整整服務了五年的北京大學。北京大學也結束了鼎盛一時的巔峰時期，一代大儒蔡元培以病體不支、久曠職守為由電國務院轉###請辭北京大學校長職務。不久，北洋政府委派名不見經傳的劉哲為校長，一切蔡元培在任時所形成的良好的規章制度被悉數推翻，而校中的靈魂人物如周樹人、沈兼士、林語堂、顧頡剛、陳萬里等十多名教授紛紛前往廈門大學應聘。

褚松雪力勸張競生不要脫離北大，她說她已有北大國學門研究所畢業的資格，可以出去做事，賺錢補貼家用。但張競生堅決不同意，他說北大已不是昔日的北大，人事全非，不可久留。再說你去做事，孩子在老媽子手中一定帶不好，與其得不償失，讓孩子所教非人，不如我自己辛苦一點。況且經濟是我做丈夫的責任，你不要擔憂就是了。褚松雪拗不過張競生，只好由他。

1926　年6　月中旬，張競生隻身南下，直奔闊別多年的上海。

正是法國梧桐綠葉紛披、濃蔭匝地的炎熱時節，張競生略顯疲憊地走進了上海市多倫路145　號，剛剛創辦不久的上海藝術大學。

幾幢三層高的樓房，一個不太寬敞的操場，簇新的外廊與線條明快的磚牆，都在昭示這所年輕的學校有著鮮明的西洋建築風格。

與土得掉渣的北京相比，上海已是一個流光溢彩的國際大都會。

作為“十里洋場”和“東方巴黎”，上海既是冒險家的樂土，又是淘金者的家園，名種人才多如過江之鯽，紛紛湧入上海。與此相對應的，是上海的各類學校，應運而生，十分紅火。1925　年，上海商人周勤豪創辦了東方繪畫學校，與1920　年創立的上海藝術專科師範學校合併，正式創辦上海藝術大學，設有圖畫、手工、音樂、藝術教育等科。學校創辦伊始，條件簡陋、經費困難、地方狹小，難以立足，為了造成聲勢，擴大影響，學校老闆周勤豪透過關係聘請民國###張繼擔任上海藝術大學校長。張繼本想推辭，但經不起周勤豪的懇切相邀，再說他對教育頗有感情，加上他又剛剛當選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