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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見書的最後，張競生語帶譏諷地說道：“若並此等極小的革命工作而不能實行或行而不力，國民政府，真對不住人道與女同胞了。”在後者，新文化社建議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就“婦女繼承權”
問題向國民政府提出議案，內容包括：“凡為母者，最少，得與子女同分一份的產業；凡為妻者，得與其夫享受同等或相當的財產；凡為女兒者，得與其男兄弟一樣平分父母的家產；凡為庶母及妾者，（就已然說）也有同分其產業之權。”要求這份綱要務須請國民政府批准執行，同時由婦女部組織一個“婦女繼承權監察委員會”，監督行政方面認真執行。在同一期，《新文化》還刊登了《男女地權之平均》、《婦女求得繼承權的根本解決》、《我得不到遺產繼承權的痛苦》等討論文章。在張競生等人的推動下，婦女繼承權第一次走進了公眾的視野，成為婦女解放運動需要迫切解決的一個現實問題。
在《新文化》創刊號上，有一篇篇幅較長卻不為人注意的重要文章，這就是挹蘭女士的《母愛之調節與其要點》。這個挹蘭女士就是仍在北京大學教育系讀書的張挹蘭，張競生在上海創辦《新文化》，張挹蘭隨即寄來稿子以示支援。這篇文章寫於1926 年10 月12 日，作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