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妖與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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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於黨見的參差，乃原因中之最微末者。……悲哉！三年同住，一旦分離，二歲小孩，已無母親，人孰無情，誰能遣此。褚氏固別有心肝與志氣者，我哀其志，悲其遇，壯其抱負而嘆我們的無緣。”

張競生因愛生恨，在褚松雪高飛遠颺之後，他也心灰意冷地離開了難以為繼的上海藝術大學。

二、《新文化》始末（1）

1926　年11　月，在北上無門南歸無路進退兩難的窘境中，在失去母愛的嬰兒的啼哭聲中，張競生一掃頹氣，置之死地而後生，決定於遍地黃金而又處處陷阱的上海灘開創他人生最重要的事業，在幽僻的法租界豐裕裡謀劃籌備創辦《新文化》月刊。

以發軔於19　世紀60　年代由英國倫敦教會創辦的墨海書館為先導，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壯大，上海成為麇集了中國最大多數報刊和出版社的城市。以1925　年至1929　年為限，僅先後出版的各類小報，竟有七百多種，有時一天就會有數十種小報問世。依託各家書局和出版社創辦的刊物更是數不勝數，其中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開明書店等各大書局均自辦一家或數家雜誌，互相競爭，各擅勝場。

張競生作為一個外來者、陌生人，居然要在這個鑊煮鼎烹的大屠場中分得一杯羹，豈非不自量力與狂妄無知？然而，張競生果真是吃了豹子膽，他不僅不把上海灘放在眼裡，而且藐視國人，把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化成果貶得一無是處。張競生記得，民國元年，孫中山在一次演講中指出：“革命成功，全仗報界鼓吹之力。”而時至今日，新文化革命遠未成功，張競生不客氣地說，到如今我國尚脫不了半文明半野蠻的狀態，尤為可惜的是連這一半文明尚是破舊的、腐朽而不適用的！所以從現在起要以真正的新文化為標準，對於一切事情——自拉屎、交媾，以至思想、文化，皆當由頭到底從新做起，這何消說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又何消說我們對此責任的重大與工作的艱難了。可是，我們不敢以此自餒，還要以此自負。

我們大膽地掛起這個“新文化”招牌來，一切皆以這個新文化為標準；若他是新文化，不管怎樣驚世駭俗，我們當儘量地介紹，並作一些有系統的研究；若他不是新文化，不管他在歷史及社會上有多大勢力，我們當竭力攻擊到使他沒有立錐之地仆倒滅亡而後已。這是張競生搶佔上海灘輿論陣地吹響的號角，創辦《新文化》月刊豎起的旗幟。在這樣的旗幟之下，張競生集結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化人，他們是彭兆良、羅直敷、谷劍塵、陳嬰、王劍侯等人，開始了上海灘上最為冒險也最為刺激的創業。

張競生親自確定辦刊方針、欄目設定、總體風格，親自向蔡元培、吳稚暉、張繼等社會名流約稿，登門拜訪了青年裝幀家陶元慶，請他為刊物設計封面和裝幀版式，安排彭兆良翻譯藹理士性心理學著作，並趕寫了不少重要稿件。經過一個多月緊鑼密鼓的籌備，《新文化》月刊於1926　年12　月正式創辦，雜誌為大32　開本，每期131　頁，每月1　日出版，由新文化社編輯，張競生擔任主編，社址設在上海法租界薩坡賽路豐裕裡94　號，就在張競生住家的樓下，由上海新亞公司印刷發行。

《新文化》創刊號於1927　年元旦在上海閃亮登場，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為使讀者一新耳目，張競生可謂費盡心機，他原來請陶元慶為創刊號封面設計了一幅三色的“虎嘯獸林”圖，因為製版太差臨時撤版，改為一幅“巨鯨出海”圖，圖的下面是一個大三角形，印上了“中國最有新思想的月刊”文字。這樣圖文並茂，寓意這份橫空出世的月刊，將像巨鯨出海一般，在波濤洶湧的中國新文化的大海里激起新的波瀾。張競生在《〈新文化〉月刊宣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本刊有兩大特色，一是本雜誌所選材料必定新奇可喜，當使閱者興高采烈，不似一般雜誌抄襲陳腐令人生厭；二是開設“辯論”專欄，務使各人對各種問題，淋漓發揮，盡情討論，而使閱者覺得栩栩有生氣，好像身臨千軍萬馬的筆墨戰場一樣。以此為標準，《新文化》共開闢了四大欄目：一是社會建設欄，主要研究教育、政治、經濟、婦女、宗教、外交、軍事等問題；二是性育美育欄，側重於以科學與藝術的眼光，討論性育與美育這兩個問題；三是文藝雜記欄，主要刊登文學、藝術、風俗、時事、筆記等有鮮明特色的內容；四是批評辯論欄，重點是中外學說批評、讀者來信討論的意見等。總之，張競生創辦的《新文化》，以新為號召，以美為依歸，以性為武器，向舊傳統、舊文化發起新的衝擊和戰鬥。

二、《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