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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副社長辦公室，有製版科、校對科和印報車間。通道左邊有兩棟磚木結構的長方形房子，各約50平方米，前屋是生產部和發行科，後屋是編輯部和總務科，中間用些櫃子之類的傢俱隔著。20多個編輯、記者擠在幾張桌子上工作，多數愁眉苦臉，惶恐不安，不出報，少編稿，也是求之不得的事。
印報車間的印刷裝置破舊不堪。一臺對開平面印刷機，一般時候用小柴油機帶動，遇到故障就用人力搖動。一臺手合式鑄字機，漢字銅模殘缺不全。小化鉛爐整天冒出濃濃的黑煙，使整個車間的空氣渾濁不堪。製版科的主要任務不是為報紙圖片製版，而是為盛世才印鈔票製版，請有一位蘇聯工程師。工程師佔用兩間小房，油漆一新，是報社最輝煌之處。
1938年5月，汪小川用化名汪哮春給武漢*辦的《新華日報》寫了一篇通訊性的文章。這篇文章是黨代表授意並修改的，題為《建設中的新新疆》。文章從“新疆的政治狀況”和“新疆的建設事業”兩個方面介紹了“六大政策”在新疆實施取得的成果，表明共產黨人支援“六大政策”，把反帝和抗日戰爭緊密聯絡起來。這無疑給盛世才打了一針興奮劑，他看到後很得意，同意在西大橋修建新報社，立即撥款動工。此前，兼社長王寶乾曾向盛世才建議修建新房舍，採用新裝置，雖得到盛的同意，但遲遲未見撥款。
延安來新疆的第一批幹部，李宗林化名李嘯平，任《新疆日報》編輯長；王憲唐化名王葦，任文藝版編輯兼校對，後任製版科科長。編輯長李宗林一到任，就在報社新址工地上坐鎮指揮，加快了施工進度和質量，主要廠房和生活用房僅幾個月就基本建成。社長王寶乾透過外事關係，從蘇聯購進一臺半自動全張印報機，使全社職工頓開眼界。可惜的是，只有主機，沒有副機和配件，發揮不了作用。進步人士薩空了任副社長後，立即去內地和香港購置必要的印刷裝置，物色急需的技術人才。薩空了勞碌奔波，終於解決了這方面問題。報社確實有了點新的氣象。
新疆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也是有爭議的。盛世才1938年夏天在一次“反帝會”總會幹部大會上說，他的“六大政策”即是“六大主義”，既不同於共產主義，更不同於三*義，亦有別於新*主義，“六大主義”最恰當，等等。對這篇講話，共產黨員頗多牴牾，一般認為“不要理睬”，也有人認為要適當抵制和批判。不理睬，實際上不大可能。盛世才手下幾個人，揣摸其主子心理，要按照其主子的腔調奉迎拍馬瞎吹亂捧。報紙拒絕刊登這類文章，當然引起盛世才及其核心成員很大不快。為此汪小川給黨代表寫了個意見，說明報紙拒登甚至應該批判的理由。黨代表考慮到各方面關係，沒有采納汪小川這個意見。 電子書 分享網站
《西路軍》 行政長副社長邊防大隊長（6）
延安來的第二批幹部，也有幾個人分到《新疆日報》。李何化名洪履和，任國際版編輯；王謨化名王謨行，任國內版編輯，後調任喀什報社編輯長；鄺宗球化名馬殊，任文藝版編輯，後調任和田報社編輯長；陳清源化名陳浩然，編輯，後調任阿克蘇報社編輯長；陳谷音化名陳克琴，先任迪化師範音樂教師，後調任報社編輯；郭春則化名郭慎先，先任新疆學院教務長，後調任報社編輯、校對科科長。
當時報社有職工80餘人，其中採編人員近30人。一些年輕的記者編輯，看到共產黨人擠住在狹窄的宿舍裡，卻不分晝夜地工作和學習，深受感動。他們拿共產黨人的工作精神和生活態度同任何部門和單位的情況做比較，覺得每一個人都那麼優秀，那麼坦誠，那麼可親，覺得這些人是真正為新疆新聞事業獻身的。共產黨人也有意識地同進步青年交朋友，團結教育他們。凡是黨員能夠看到的黨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言論，未及公開發表或不便在報刊上轉載的，看過後轉交他們閱讀，有時還組織一些座談等。大家談了許多，不管是嚴肅的話還是幼稚的話，都是自己的心裡話。這些青年逐漸接受和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要求參加共產黨或黨領導的組織。報社黨員較多，有黨小組，但他們遵循上級規定，在新疆不建立黨組織，不發展*員，不暴露自己的黨員身份。
鄧發、陳潭秋都十分重視報紙宣傳。報紙的重要社論、文章或訊息他們都要審看。1939年秋天，周恩來和鄧穎超去蘇聯路經迪化，在南梁招待所召見汪小川彙報報社的情況。周恩來耐心地聽完彙報，明確指示：一定要貫徹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一定要團結各族人民，團結一切進步力量，堅持抗戰到最後勝利。在周恩來等人深思熟慮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