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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靈隱寺能有今日的規模，除了歷朝歷代的皇帝對這座江南寶剎多有眷顧之外，還得感謝三個人。
第一個，南北朝的梁武帝，此人信佛如痴，天監三年，身為一國之君的他，下詔“舍道歸佛”，將佛教奉為國教，隨即大興土木，建寺立塔，一時間，佛剎林立，出現“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之盛況。杭州為南朝屬地，自然就出現了不少佛寺。古人云：上有所好，下必從之。皇帝愛佛教，便會到處見到寺院，聽到梵唄鐘聲。當時，在杭州，就建有天真寺、淨空寺、東林寺、建國寺、發心寺、孤山寺等，還有許多俗家居士，舍宅建寺，供奉香火。靈隱寺也得到了梁武帝的青睞，賜田擴建，規模粗具，香火漸盛。
 ；第二位，也是一個大大有名的人物，吳越王錢繆。此人年輕時，初奉道教，後遇高僧法濟，對他說“他日成霸吳越，當須護持佛法”，並勸他：“好自愛，他日貴極，當以佛法為主。”他對法濟禪師十分尊重，“見必跪拜，檀施豐厚，異於常數”。法濟圓寂時，他親自撰寫讚詞並親執喪禮，追諡為“建初興國大師”。臨終時，錢氏又告誡他的兒子：“吾昔自徑山法濟示吾霸業，自此發跡，建國立功，故吾常厚顧此山焉！他日汝等無廢吾志”。
於是，錢氏三代五王始終奉行“信佛順天”之旨，使得杭州城鄉，遍佈寺院，寺與寺之間，梵音相聞，僧眾雲集。據史書記載：“吳越國時，九廂四壁，諸縣境內，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含十四州悉數數之，不勝舉目矣。”吳越寺廟“倍於九國”，擴建建立的寺院有史可據的就有二百餘所，自此靈隱寺內摩崖石刻，佛像塑造、佛經雕刻特別豐富，寺字園林、佛塔經幢隨處皆有。學佛習禪之人日漸增多，佛門禪壇的詩詞文章層出不窮。靈隱寺一時成為天下禮佛的聖地。
第三位，便是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朱元璋曾是一介僧人，定都金陵(今南京)後，就詔今天下舉薦佛門高僧，召開了”無遮大會”。靈隱寺為江南名剎，自然派了不少僧人前往參加。
洪武三年，明tai祖把靈隱寺住持見心來複召京說法，轟動朝野，四眾歸敬。明tai祖親封他為”十大高僧”之一，授以金襤袈裟，並命他撰”正心”、”崇本”、”觀道”、”敬賢”四箴，後因胡唯庸案牽連而被下獄殺害。
此後，朱元璋崇尚佛法，不久，就以整頓為名，對各寺廟採取種種限制的措施。靈隱寺僧十白”法難”慘劇再一次降臨，便主動把宋時朝廷所賜的杭、秀(今嘉興)兩州廟田一萬三千畝交還朝廷，以免滅頂之災。靈隱寺僧的這種做法，深得明tai祖賞識，所以他把其中的部分田地賜還給靈隱寺。洪武三年，靈隱寺失火，損失較重。
洪武十七年，住持慧明重建了覺皇殿，改寺名為”靈隱禪寺”。因一時資金不足，佛殿內的佛像直到永樂元年才增塑完畢，由僧善才募施裝修大佛諸天及諸供具，如今的靈隱寺早已沒了梁武帝、吳王錢的風光，加上天災**，昔日輝煌無比的靈隱寺，自然也少了幾分世外超然的佛氣，沾染了不少世俗之氣。
如今的靈隱寺建立了”房制”，共有二十四房。”房制”就是把各院落分作私人產業，一切收支及招收僧徒等事，外人不得干預。靈隱寺住持，由各公房推選，看上去儼然成了一個部落，世俗之味濃重，而道風自然就無從談起了。各房除了公事外，還需擔負修建佛堂的使命。
杭州商會能選擇靈隱寺，這對靈隱寺來說，絕對是個好事，反正有那麼多的禪房，隨便撥弄一些，也能收取一些銀兩，再者，每年商會也會送上一兩千的碎銀，比起收取香客的香油錢，這些銀子來的更加實際，更加便捷，所以對於每年的商會，靈隱寺上下顯得格外的熱情。
今年的商會，大小姐聽從了楊崢的建議，不從各家商戶手中收起了銀兩，徑自撥弄了三千兩，這樣一來，比起往年的商會多了一千兩，靈隱寺對彭家自然是禮遇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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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了，彭家也不是省油的燈，靈隱寺是江南寶剎，佛門重地，尋常來佛門求神拜佛，還願的婦人，小姐、丫鬟不少，而這些人又都是彭家綢緞、布匹爭取的物件，彭家自然不會放過，除了彭家在靈隱寺門外，以及商會上所有的東西，吃喝拉撒睡都帶上彭家的標語外，便是那些小和尚，也拿著大小姐設計的彭家店鋪的小冊子，傳送來往的香客。
所以，楊崢與大小姐到達靈隱寺的時候，偌大靈隱寺裡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