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產階層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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啡館、看電影、舉辦新式婚禮，追求生活的時尚與品位。當時西裝在滬上極為流行，成為銀行職員、大百貨公司店員、教師、文化人等各行各業人的常用著裝，據稱“海上人士穿西裝的，約佔十分之四五”。據鄭逸梅《西裝商榷》記載，見高福進《“洋娛樂”的流入——近代上海的文化娛樂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8頁。由於服飾是上海社會的重要名片，即使在一些行業的工人中，如郵工，“穿西裝的也一天一天地多起來了”，甚至信差苦力“穿西裝的也未始沒有”。朱邦興、胡林閣、徐聲合編《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466～467頁。正如魯迅所說：“有些人寧可居斗室，喂臭蟲，一條洋服褲子卻每晚必須壓在枕頭下，使兩面褲腿上的摺痕天天有稜角。”魯迅：《上海的少女》，《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第563頁。　吃西餐、進咖啡館等餐飲習慣，從早期滬上的西人、買辦、有錢的上層人士，到後來為中產階層所接受，更多的時候是作為一種由西方引入的時尚生活而逐漸流行開來的。據1946年統計，上海登記註冊的咖啡館為186家，如加上餐館、旅社、娛樂場所、宵夜店等處設立的咖啡間，估計不下500間。薛理勇：《舊上海租界史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第283頁。價格在2角至7角5分之間，租界裡的娛樂場所更貴。徐遲等：《上海眾生相》，上海：新中國報社出版1941年7月1日，第79頁。而被稱為“大餐”的西餐，以英式、美式為主，還有法式、德式、義大利式、俄羅斯式等，高福進，同前引書，第42頁。其中又有檔次之分。高檔的西餐館最低消費30元，物美價廉的俄式西餐（又稱“羅宋大餐”）1元2角，質量已相當好了。蔣為民主編《時髦外婆——追尋老上海的時尚生活》，上海三聯書店，2003，第97～98頁。吃西餐、喝咖啡相較穿西裝而言，更具有文化符號消費的特點以及階級區隔的作用。一方面西餐和咖啡的價格限制了大部分勞工階級的消費，另一方面，吃西餐、喝咖啡的複雜講究以及西餐館裡的西文選單，也自然地將消費者作了分層。到西餐館和咖啡館裡來的除了西方人、買辦、企業家和有錢人外，以公司企業職員、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為主要消費力量。但這並不表明西式餐飲已成為中產階層的主要飲食方式，而只是作為一種引領時尚、界定社會地位和生活品質的消費符號和印記，使原本普通不過的西人餐飲方式在中國被改造成了一種具有休閒意味和生活情調的中產階層生活方式。於是，“許多大學生們，他們是不進小館子的，就是口袋裡只剩得幾毛車費了，也必要送到西餐館才放得下心。”忻平，同前引書，第366頁。同樣，對在外商公司、洋行做事的職員以及部分家庭經濟條件較好的學生來說，看美國影片往往是作為一種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表現，作為趕時髦的談資；而放映美國影片的電影院也較為講究，如規定職員必須穿著整齊，容貌整潔，忠於職守，會用英文，甚至不能吃帶味的東西，不能喝酒等等。汪朝光：《早期上海的電影業與上海的現代化程序》，上海：《檔案與史學》2003年第3期，第34頁。至於婚禮，更是成為推陳出新引領時尚的具有符號意義的儀式。早在辛亥革命前後，上海的一批新式知識青年就提倡西式婚俗，包括用證婚人的新式婚禮，由牧師主持的教堂婚禮也在知識階層中流行。唐振常，同前引書，第736頁。到30年代，集團婚禮作為一種新式婚禮出現。據1936年上海市年鑑記載，1935年4月3日，由市政府主持在市府大禮堂舉行了首屆集團婚禮，共有57對新人參加。男性中商人21人，白領職員、公務員、知識分子和大學生有36人，工人與農民則無一人。當日美國派拉蒙、米高梅、福斯等電影公司均派人拍攝新聞片，有萬餘人在現場觀看了婚禮，盛況空前。同年共舉辦了五屆集團婚禮，參加者達399對。《上海市年鑑》1936年（上），B，第139、136～137頁。及至40年代和抗戰勝利之後，集團婚禮仍在進行。忻平，同前引書，第4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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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結構（3）

由於新興職業所具有的現代性、知識性、專門性以及可能獲得的優厚待遇，使中產階層既成為現代文明和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又成為社會大眾羨慕的職業群體，其生活方式也自然引領著社會風尚與習俗的流變。確切地說，中產階層生活方式的建構，是以現代化或者說某種程度上的西方化為其發展導向的，但同時它又是一種新與舊、中與西的拼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