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說歷代非常女性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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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而言，適時而止，是為婦言；穿戴齊整，身不垢辱，是為婦容；專心紡織，不苟言笑，烹調美食，款待嘉賓，是為婦工。”婦女備此德、言、容、工四行，方不致失禮。

在“專心”篇中，強調“貞女不嫁二夫”，丈夫可以再娶，妻子卻絕對不可以再嫁，事夫要“專心正色，耳無淫聲，目不斜視”。

在“曲從”篇中，教導婦女要善事男方的父母，逆來順受，一切以謙順為主，凡事應多加忍耐，以至於曲意順從的地步。

在“叔妹”篇中，說明與丈夫的兄弟姐妹相處之道，要事事識大體、明大義，即使受氣蒙冤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萬萬不可一意孤行，而失去彼此之間的和睦氣氛。

此後出現了《女史箴》、《女則》、《女孝經》、《女論語》、《內訓》、《閨範》、《女學》等一系列的跟風之作，但都再也達不到《女誡》這樣的高度了。

此外，班昭還寫過賦、文等十六篇文章，她一生的作品，後來由兒媳丁氏整理為《曹大家集》。不過，今已佚失，只能看到《東征賦》等八篇流傳下來。

班昭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有著述的女子，也是中國第一位女歷史學家，她的學識淵博，在中國古代女性中，實不多見。由於班昭在文學、史學上的特殊貢獻，當她高齡去世時，皇太后親自素服舉哀，為她舉行國葬之禮，殊榮備至。

品讀：男權幫兇

班昭是一個突破當時男女界限的一位女中豪傑，她從事了一項歷來專屬於男人的職業——撰史。但是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她的鼎力之作《女誡》，她的形象就開始變得模糊不清，對她寫的《女誡》，這本維護男性統治的幫兇書不斷地被後人所批駁。

據《後漢書》記載，班昭還活著的時候，外界對《女誡》一書的評價即已譭譽參半，班昭的夫妹曹豐生，有辯才，曾寫信就《女誡》的內容與班昭展開辯論；班昭的學生，馬融則認為該書內容很好，命妻女抄習，然而妻女並未按照班昭的教訓去處世行事。

事實上，在班昭死後，《女誡》一書就不再受人關注，中國的社會道德規範也逐漸寬鬆。只是到了明朝時，“理學”盛行，1580年明神宗命大臣王相為《女誡》作注，並與徐皇后所作的《女訓》一起刻印，從那時開始，班昭的《女誡》再度廣為流傳，影響深遠。

1898年5月，維新思潮在全國蓬勃發展，解放女性的呼聲也越來越高，裘廷梁創辦了《無錫白話報》，裘毓芳在上面發表的《〈女誡〉註釋》中大罵：不知哪個胡塗不通人，說什麼“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害得天下女子不輕。弄到如今的女子，非但不知什麼是學問，什麼是有才料，竟一字不識的也有幾萬幾千人。若曹大家也依著這“無才便是德”的話，《漢書》也續不成了，七篇《女誡》也做不成了，到如今也沒人知道什麼曹大家了哪能人人佩服她，個個敬重她？可見得做了女子，學問不可沒有的。裘毓芳的這個反問非常有力度，直接批駁了班昭這種複雜的人性。誠然，一個才高八斗的女性卻教育後世女性事事尊從男性，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這簡直匪夷所思。

對《女誡》批評最嚴厲的還是女性。1907年，在日本創辦“女子復權會”、刊行《天義》雜誌以宣揚無政府主義的何震，發表了長篇論文《女子復仇論》。文中使用了極為激烈的言辭抨擊班昭與《女誡》，直呼其為“班賊”、“昭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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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2月，留學日本的女學生燕斌在自任主編的《中國新女界雜誌》創刊號上，發表了《女權平議》一文，開篇即針對《女誡》第一篇《卑弱》而作駁論：自人道主義之說興，女權之論，日以昌熾。淺見者必驚其奇闢，目為邪說，從而力駁之，以為幹剛坤柔，男尊女卑，乃不易之定理。女子以卑弱為主，何權之有？噫！為此說者，所謂“夏蟲不可語冰”，井蛙之見，不足以知天之大。

班昭自己清心寡慾，沒問題；但是她在《女誡》倡導的女性要“三從四德”，“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恐其虎”，“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義”，“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等，這些理論被統治階級人物利用後，就把後世兩千年的女性像置於修道院一樣，極大地禁錮了女性的思想和自由。

有人說，中國封建社會一整套的封建道德將中國無數婦女打入無底深淵，婦女無獨立人格，成為男人的依附品，她們從精神到肉體都被弄得畸形了，不僅對著這些封建禮教躬身實踐，而且積極參加對女性自己的奴化教育，而奴役最深的禮制，莫過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