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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軍機章京楊銳帶密詔出宮給康有為等,說自己處境艱難,要康有為等籌思良策,這道密詔由於寫在衣帶上,後世稱之為衣帶詔。八月2日(陰曆,下同),光緒又頒明詔,命康有為速離北京,南下上海辦報。此明詔之後,又有密詔,催促康有為快走。康有為接詔後與梁啟超等在寓所內伏地大哭,他們從兩道密詔中亦能推測出光緒帝的處境極其危殆。此時譚嗣同挺身而出,願見袁世凱,說服袁世凱帶兵進京勤王。八月3日,譚嗣同到袁世凱在北京的下榻之所法華寺,以光緒密詔示袁,要袁世凱帶兵救皇上囚慈禧,袁世凱應諾。
譚嗣同去見袁世凱,要他救光緒,是順理成章的,並不像有些人認為的是病急亂投醫,是莽撞,因為袁世凱本身與康有為、譚嗣同他們就是一夥的,他們都是維新派。康有為將袁世凱推薦給光緒,也就是希望袁世凱能在維新大業有緩急時,袁世凱能夠挺身而出。
二.袁世凱的告密導致了戊戌政變嗎?
一直以來,史學界認定是袁世凱的告密才導致了慈禧發動戊戌政變,幽禁光緒皇帝。 認為袁世凱本來就是大奸大惡,答應譚嗣同只是因為害怕譚嗣同殺他滅口。但後來不斷有人對此說提出疑問,因為此說的疑問也的確太多,不能自圓其說。
疑問之一,袁世凱為何要捨近求遠,跑到天津去告密。
傳統的說法是八月三日譚嗣同向袁世凱出示光緒密詔後,約他帶兵進京,圍頤和園,擒殺慈禧。袁世凱驚疑不定,問:“為什麼要殺太后?”譚嗣同說:“不殺她變法就無法進行,這是已經商定了的辦法。”袁世凱不願意殺慈禧,臉有難色,譚嗣同就說:“你不殺也行,你只要圍住園子就行了,我自能安排殺她的人。”袁世凱猶豫不決,但看見譚嗣同衣服內鼓囊囊的,似乎裝著兇器,譚嗣同又聲色俱厲,說:“報君恩立奇功成大業在你,貪圖富貴告密害天下也在你,你自己看該怎麼辦?如不允,那我就死在你面前!”袁世凱害怕譚嗣同身帶凶器鋌而走險,於是佯裝大義凜然,說:“你以為我是何人?我三世受國恩深重,斷不止喪心病狂,貽誤大局,但當有益於君國,必當以死報之。”譚嗣同以為袁世凱真的答應了,就放心地走了。哪知袁世凱在八月五日廷訓之後,回到天津,就立刻找時任直隸總督的榮祿告密,榮祿當即乘火車進京,向慈禧太后告密,慈禧大怒之下,於八月六日凌晨發動政變,囚禁了光緒。
第四章 袁世凱的嫌疑(3)
仔細一想,這個說法太經不住推敲,袁世凱如果存心告密,為何不在北京時就告密,在北京他認識的王公大臣不少,比如堅決反對變法的剛毅、楊崇伊等,為何要捨近求遠跑到天津去告密?
疑問之二,以當時的火車速度,袁世凱在光緒召見完後乘車回津,車到天津,就是傍晚時分了,再去榮祿府上告密,就該是晚上了,榮祿聽完,時間應該更晚。可當時在晚上天津到北京根本就沒有火車執行,因為當時的鐵路條件很差,不能晚上行車,榮祿即便身為總督,也無法連夜趕到北京去告密,那麼榮祿是如何把訊息帶給慈禧的,如果說是發電報,當時慈禧假意歸政光緒,將她裝在頤和園的收發報設施已經拆除,榮祿又如何發報給慈禧?這麼重要的訊息,他只能密報,絕對不敢使用電報局的系統明碼報告。
疑問三,假如真是袁世凱的告密導致了戊戌政變,那麼,給袁世凱出示密詔,要袁世凱圍園殺後的譚嗣同就該是慈禧必要捉拿的人之一,為何在政變發生後,慈禧只下令抓康有為,根本就沒有涉及譚嗣同?並且捉拿康有為的罪名輕得很,只是“結黨營私,莠言亂政”,這個罪名可比“圍園擒太后”的罪名輕得太多。
其實袁世凱面見榮祿告密,事本無可疑,他自己在日記中就這樣寫了,下面是袁世凱《戊戌日記》的一小段,記述他在受光緒帝召見之後,迴天津見榮祿因而告密的情景:
抵津門,日已落,即詣院謁榮相(榮祿當時是軍機處大臣,兼直隸總督,故稱他為榮相),略述內情。並稱皇上聖孝,實無他意,但有群小結黨煽惑,謀危宗社,罪實在下,必須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語未竟,葉祖珪入坐,未及,佑文亦來。久候至將二鼓,不得間,只好先退晚餐,約以明早在造詳談。此早榮相枉顧,以詳細情形倍述。
袁世凱的這個日記補記於戊戌政變發生後很久,新政已經開始實行的時候,袁世凱死後,他的這個日記展轉被蘇州張仲仁先生所得,民國十五年,《申報》記者從張仲仁處看到這個日記,將之在《申報》上披露出來。在日記中,袁世凱說他在八月五日回到天津時,太陽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