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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地記得，1976年的冬天，煙村大雪。
那一場雪是我所見過的最大的一場雪。那一場大雪覆蓋了我記憶中所有的骯髒與痛苦，悲傷與歡樂，我的心也像那場大雪一樣成了一片空白。離開煙村後，我再也沒有見過這麼大的雪了，也再沒有做那個噩夢了。
我們在大雪中離開了煙村。
1976年也在大雪中走到了盡頭。而我們一家再回到煙村時，已是1983年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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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銷（1）
我成了兩個女人爭風吃醋的犧牲品，這是我始料未及的。
尋找二姐後的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和汪小姐吵了一架。汪小姐問我昨天怎麼沒有上班。我說我有事。汪小姐說有事也要請假。我說我請過假了。汪小姐說，你同誰請的假？誰批你的假？我說我向林小姐請的假，是林小姐同意了的。汪小姐冷笑一聲，說，別老是拿林小姐來壓我，一切按廠規辦事。林小姐也沒有權力批你的假，你沒有請假，按曠工處理。汪小姐指著壓在她辦公桌玻璃下面的廠規，指著第二十二條念道：無故曠工一天，扣除十天工資；曠工兩天，開除處理。汪小姐說著在我的考勤記錄上畫上了一個代表曠工的紅色三角。後來我把這事對林小姐說了，林小姐沒有說什麼。
我知道，汪小姐是把我當成了林小姐的人了，我被夾在了這兩個女人中間。我知道，在這樣的處境中，以我這種死心眼的性格，我無法做到八面玲瓏兩面討好。寫字樓裡的生活壓抑得我快要爆炸了。我想再這樣下去我會發瘋的。我更知道，我不能把我的未來寄託在林小姐的身上，我要自己抓住自己的未來。後來的日子裡，我明顯改變了策略，汪小姐再對我冷嘲熱諷，我也不當一回事了。我抓緊時間在學習電腦知識，同時開始了大量的寫作和閱讀工作。我把去布吉看望二姐的過程寫成了一篇短文，寄給了南方的一家打工刊物，很快就被錄用了。我還收到了很多讀者來信，讀者在信中稱我為作家。我還知道了，原來還有一種文學叫打工文學，知道了打工文學明星安子的故事。安子是一個只有初中文化的打工妹，因為文學改變了自己的命運。我還知道了張偉明，原來也只是一個打工仔，但是他因為在寫作上做出了成績，成了一名專業作家。還有林堅、周崇賢。這些人的名字在我的夢裡閃閃發亮。打工這麼多年，我突然發現，我開始有了方向感，有了明確的目標。那就是我要成為和他們一樣的人。我要用文字來改變我的命運。多年以後回過頭來看，也許你可以批評我的文學創作動機並不那麼純潔，但我在寫作時，的確是心懷血淚的。過去如此，現在依舊如此。我的那些原汁原味記錄打工生活的文字漸漸地開始頻頻在南方的報紙刊物上露臉了，而且文章越寫越長。打工的生活是苦澀的，但是苦難過去總有希望之光。
大哥再一次出現在了珠江織造廠門口。這一次，大哥和上一次有了本質上的變化。短短的幾個月時間，那個神情消極的大哥，居然混得一臉春風得意了。大哥穿著一件做工精細的短袖衫，衣服的面料一看就是高檔貨，一條猩紅的領帶飄在胸口，招搖而且醒目。領帶上還夾著一個金光閃閃的領帶夾。大哥的那一頭長髮剪掉了，變成了很精神的板寸，頭髮一根根喜氣洋洋地支愣著，看上去很廣東。最讓我感到吃驚的是，大哥的腰間，居然掛了一個呼機，深黑色的。一串銀白色的鏈子，一頭拴在呼機上，另一頭拴在褲腰帶上。這可是我夢想了很久的東西。可是我一直還是沒捨得去買一個呼機，哪怕是二手的。大哥老遠就迎了上來，還對我伸出了手。大哥學會了握手。大哥握著我的手說，怎麼樣？大哥這樣說時，我突然覺得有些彆扭了。
兄弟倆這一次還是坐在廠門口的小店裡聊天，還是喝酒，吃紅泥花生。這讓我覺得我的大哥還是我的大哥。不過大哥在喝酒時，呼機不停地在響著，大哥不時地起身用小店的電話復機。大哥最大的改變還不是這一身行頭，而是他回機時的口音。大哥居然說的是一口並不流利的白話。大哥告訴我，他很快就要發財了。 。。
傳銷（2）
大哥坐下來，將身子挺直，捏著花生，一粒粒丟進嘴裡。大哥說，紅兵，我馬上就要發財了。我說那真是太好了。不過我隱約地感到了一絲擔心。一個普通打工仔，一沒文憑，也沒什麼特別的技術，在短短几個月時間內從一窮二白到發財，幾乎是不可能的。我說大哥，你中了六合彩啦？大哥說，傻瓜，中了六合彩我們還在這裡吃花生？我說那你撿到錢啦？大哥說哪裡有這樣的好事，你出門給我撿一沓錢看看。我說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