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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大小孩，而是成了一個嚴肅認真、冷靜、現實，成熟老練，明智和理性的人，那麼，這個人可能是世上一個有用、能幹的公民，但他卻永遠不會是一個天才。”而“具有天才稟賦的人多多少少在生活中成了無用的人。事實上，這種人的行為有時候使我們想起來瘋癲”。因為“人們通常觀察到的天才與瘋癲之間的相似之處，其主要原因就在於智力和意欲的分離——這是天才的本質”。（以上引文均見《叔本華思想隨筆·論天才》）就天才的本質——智力與意欲分離的問題，叔本華在《論天才》一文中曾反覆予以強調。他一則曰：“意欲只引向個人的目的，而一旦帶有個人的目的，藝術詩歌或者哲學就永遠不會受到嚴肅認真的對待。”“只有智力脫離了意欲及其所有目的、打算的控制因而可以自由地活動時，我們才具備了認真創作的能力。”再則曰：“只有當一個人處於純粹認知的狀態，當他完全脫離了自己的意欲及其目標……他才可以純粹地直觀事物。”但“人們通常無法做到這一點，所以一般來說，他們沒有能力獲得對事物純粹客觀的認識——而這正是這種能力造就了藝術家的天賦本領”。三則曰：“天才的認識方式，在本質上脫離了所有意欲活動以及與意欲活動有關的事情。由此可以得出這一結論。天才創作的作品，並不出於某一目的，或人的主觀隨意，天才在創作作品時其實受著一種本能必然性的指引，人們所說的才思泉湧，靈光乍現，迷醉狂喜的瞬間等等，其含意不是別的，而是當智力暫時獲得了自由，不用為意欲效勞的時候……這時智力變得至為純淨，它成了反映這一世界的一面清晰的鏡子。”四則曰：“天才為了客觀的目標而犧牲了個人的安樂。天才這樣做也是身不由己的。因為客觀的目標才是他的關注所在。”而“追求純粹客觀的目的，而不是謀取個人利益的人，才是偉大的。哪怕在現實生活中，這一目的受到了人們的誤解，哪怕這一目的因此緣故變成一種過錯或者罪過，這種人仍然是偉大的。他並沒有謀取自身利益——就憑這一點，那他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是偉大的了。相比之下，所謂指向個人目的的行為和努力都是渺小的”。
詹姆士也有關於純粹世界的論述，同樣值得我們重視。他也深感“我們私人的實際上的利益的要求，弄得我們對一切其他事物那麼樣盲目，那麼樣麻木”，“假如要希望得到對於非私人的純粹價值的世界的稍微廣大的見解”和了解，“就必定在實際生活方面變成毫無用處的人”。《論人生理想》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四年版第44頁。因為“在我們的全部意識中，佔了絕大部分的不是自我意識，而是他物意識，或者說是認識能力。這種認識能力竭盡全力在適應外界”。《叔本華倫理學的兩個基本問題》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41頁。滿腦子“他物意識”只能受他物左右，藝術家的意識中缺乏“他物意識”，他能不成為無用之人嗎？英國哲學家柏克萊也見到“我們注意周圍事物的程度是按照它們或損或益我們的身體以為衡的，是按照它們在我們心中產生或苦或樂的感覺以為衡的”。《視覺新論》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第23頁。事實就是這樣，你有什麼辦法。詹姆士發現，愈是文明者，其純知覺愈退化。他不無感嘆地寫道：“屬於所謂高等教育的我們大多數離開自然遠之又遠了……我們飽�（tiǎn誘取）抽象的概念，並且滿嘴都是空言贅語；由於培養這些高等功能，那些與我們簡單相關的特別的快樂來源往往乾枯了。”我們本有的純知覺功能就消失了。“在這些方面，野蠻人和天真未鑿的人民，我們自己以為比他們好得那麼多的，實實在在是活的；我們在這些方面往往是死的。”同①第54頁。這就是說，對宇宙萬物，對大自然我們的知覺麻木了。一位印度哲學家也如是說：“沒有樸素，一個人不可能是敏感的，——對樹、對鳥、對山、對風，對我們周圍世界所發生著的一切事物；如果一個人不是樸素的，那麼，這個人便不可能敏感到事物內在的暗示。我們大多數人是如此淺薄地在我們意識的表層上生活著。”《生活的問題——克利希那穆爾提文選》上海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95—96頁。
但在某種場合、某種環境中，在無所為而為的心境中，這種純知覺功能又可復甦。詹姆士就有過這種體驗。那是在一次深入密林打獵的活動中體驗到的。他這樣寫道：“我到那裡並無目的，也沒什麼可以說得的動機”，“實際上也並沒有可打的東西”，也“沒看見一隻獸”，“我只是不知不覺地”行動著。“在我當時的心境裡思想成了不可能了”，“我不知道我與我的理智中間已經起了隔膜—— 一直到了我回到故我”。即返璞歸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