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癲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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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其事，而有其理，而天下古今之理，遂莫有妙於此著……酒中別有天地，文章中亦別有天地。其欲以酒掩者，又安知不以酒傳也。”“則酒實為文章之先驅，有不可誣者，然文章成，只見文章而不見酒之功。酒有功於文章而文章實無負於酒，遂覺詩酒文章中別開一天地。”《廖燕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7—68頁。

6　“酒自引人著勝地”（2）

換個角度說，創作需要溫度和熱度，達到一定熱度才會有鮮明的意象，就象人在發高燒時就有鮮明意象一樣。而酒醉就是自我燃燒，就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人的想象力和機體的敏感性。比如波蘭作家霍夫曼的“許多靈感，許多幻象，那些開始只是出自想象、後來越來越認真的錯覺（即真切的錯覺——引者注），大都是得之於酒。在他的情況下，醉酒實際上可以產生新的幻想的詩歌。每逢在酒精的影響下，他會突然看見黑暗中閃現著磷火，或者看見一個小妖精從地板縫裡鑽出來，或者看見他自己周圍是些鬼怪和獰惡的形體，以各種古怪裝扮，出沒無常”。但是，“他的心靈在酒館的氣氛中比在森林的寂寞裡更感到適宜自在。”《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二分冊第163頁。

心理學家也證實，酒醉後產生的幻覺中以形象生動、鮮明、逼真之幻視最為突出。美國當代著名心理學家阿瑞提描述此種心態說：“無論什麼不可見到的人，說不出來的、無法預料的內容都能以各種方式呈現出來，猝然地、意料不到地，就像一道閃光。它們在沉思冥想中，在白日夢裡，在鬆弛狀態下，在酒醉和睡夢之中浮現出來。”《創造的秘密》遼寧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頁。所以俄國哲學家別爾嘉耶夫表示：“對我來說，思維具有真正的酒醉的特點，創作高潮具有真正的酒醉的特點。幻想和芳香氣味具有真正的酒醉的性質。”《自我認識》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頁。徐復觀先生也言及：“酒的酣逸乃所以幫助擺脫（忘）塵俗的能力以補平日工夫之所不足，然必其人的本性是潔的，乃能借酒以成就其超越的高，因而達到主客合一之境。此之謂酒興相激。酒對於一切藝術家的意味都應由此等處，加以瞭解。”《中國藝術精神》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頁。徐先生深諳此中三昧。

飲酒是中國古代文人生活和創作中一個說不完的話題。文人對酒總有一份特殊的情結。酒，能使他們暫時擺脫禮法的拘束，自由地交流思想，宣洩情緒；酒，能使他們淋漓盡致地表現自己的才情和靈性，真切地品味人生。在中國古代的文人生活中，酒與詩、書、畫都有不解之緣，他們在酒後往往能創作出一些藝術精品。唐代詩人張悅在《醉中作》中說：

酒後樂無極，彌勝未醉時。

動容皆是舞，出語總成詩。

清代文學家張潮在《幽夢影》中說：“有青山方有綠水惟借色于山；有美酒便有佳詩，詩亦乞靈於酒。”酒助詩興，靈感得以閃現，信手拈來，便成佳句。比如好酒的蘇東坡，他的詩詞賦多是飲酒之後的傑作，是酒點燃了他創作靈感的火花，“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就是與友人在湖心亭飲酒後半醉半醒的即興之作。“夜飲東城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因回來得太晚，“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只好“倚杖聽江聲”。風一吹，倒使他清醒過來，便發出了“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的感慨。古代文人幾乎沒有一個不飲酒的，王維舉杯送客：“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杜甫“白日放歌須縱酒”。白居易更是嗜酒善詩，有人統計他的3800首詩吟酒詩800首。宋代詞人也是“無酒不成句”。辛棄疾的“稼軒詞”629首，與酒有關的347首。

6　“酒自引人著勝地”（3）

書畫家同樣離不開酒。他們往往醉酣興發，潑墨臨池，或作書，或作畫，隨興揮毫。《書林紀事》卷二載：

“張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

杜甫曾有詩嘆道：“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筆如雲煙。”

《唐國史補》載：“旭飲酒輒草書，揮筆而大叫，以頭搵水中而出之，天下呼為張癲。醒後自視，以為神異，不可復得。”

韓愈在《送高閒上人序》中對張旭草書的創作作過深刻的心理分析：“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此外，張旭對自然界的景觀永珍，“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