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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楊銳的步步緊逼，就不是每個談判團隊都能忍受的。忍不住，就不免有一拍兩散的可能。
如此算來，卻是巫塵遠團隊的堅強，促成了談判的最終達成，也維護了楊銳的利益，否則，讓楊銳和捷利康公司直接談判，結局實難預料。
另一方面，巫塵遠除了騷動的官癮，自己收穫的東西其實並不多。準確的說，巫塵遠並不是為了私人利益而談判，而是真正的在履行自己的責任。
能做到這一點的官員，也著實不易。
相比之下，弗蘭奇等人的商人劣勢在接下來的談判中暴露無遺，他們的談判團人員雖多，能一天到晚堅持參與談判的卻不多，能持久保持精力的更少，翻譯的敬業水平且不去說，談判桌上的堅持又遠遠不能與中方相比。
簡單來說，他們賣節操的時候，沒有中方賣的便宜，當他們要立牌坊的時候，立的沒有中方高。
一週後。
協議談判漸漸明朗。
弗蘭奇的代表團成員，又邀請楊銳做重現性實驗，這一次，他們送來了更多的裝置，直接架設了西堡肉聯廠的臟器生化車間。
西堡肉聯廠上下亦是如臨大敵，整整準備了3噸重的幹豬心。
假如工廠化的重現實驗能夠成功，簽約也就是板上釘釘了。
為了準備這次工廠化實驗，捷利康公司提前購買了價值2o萬美元的裝置，自天津港直接送到了西堡鎮。
假如談判不成，這些裝置自然是要送回去的。但是，提前投入也是一種態度，重現工廠化的實驗，與其說是考察，不如說是證實。
捷利康的英國總部為此將他們此行的席技術官也從天*津調到了西堡鎮，這位名叫特拉普的謝菲爾德大學的前教授，和許多生物專業的研究者一樣，做到了學界頂端，然後選擇了收入更高的公司。
很多做基礎研究的教授，人到中年都會遇到嚴重的經濟危機，他們的年收入往往和年輕自己1o歲的藍領工人一樣，為了擺脫經濟危機，更多的是為了解決日益嚴重的家庭經濟問題，有機會轉行的生物學教授，很多都會選擇進入製藥公司。
以純收入論，製藥公司的高階技術官員拿到的薪水是學校薪水的5倍以上，厲害的拿到十倍也不稀罕。
不過，進入製藥公司通常意味著不再繼續基礎性研究，對於做了半輩子類似專案的教授們來說，這並不一定是令他們高興的決定。
8o年代以前，大部分的歐美研究者是安貧樂道的，正如中國的研究者一樣。然而，里根時代的美國和歐洲，卻慢慢變的功利化和金錢化。社會評價成功者的原則也變成了能否賺到錢，而非社會貢獻。
可以說，自8o年代以來，生在中國的社會價值觀庸俗化並不是中國獨有的，而是世界性的。
6o年代或者7o年代，若是有國際生物研究會議，與會的老朋友會談自己的實驗和理論，並不多談實驗室條件和收入薪金，但到了8o年代，情況顛倒了過來，老朋友們總是在談論實驗室條件和薪金，它們似乎也比實驗和理論更能證明成功，或者說，實驗室條件和薪金的重要性，在慢慢的過純理論的價值。
特拉普席技術官依舊保持著做教授時的嚴謹，看過了楊銳的實驗準備與實驗設計，又檢查了他安裝的裝置，才退出臟器生化車間，讓楊銳和他的實驗助手自己操作。
近百頁的翻譯文獻，看起來也不輕鬆，特拉普也算得上盡職盡責了。
而更讓他感興趣的顯然是楊銳本人。一名中學生，能夠撰寫學術文章，在世界範圍內不能說稀罕，每個國家都有不少的早熟少年，可是，能看了說明書，就幫工程人員安裝先進裝置的少年，顯然是非常少見的。因為這更多的是經驗問題。
特拉普因此問了好些個問題，得到了相對滿意，卻不是真正滿意的答案。
想來，也只有這種時候，特拉普才能重新找回教授的幸福感。
西堡肉聯廠的賀海川和寧民也進了臟器生化車間，幫楊銳操縱數量眾多的大型裝置。當然，說是大型，最多也就是幾十升容量的裝置罷了，8o年代的生物製藥公司，處理能力普遍不高。
他們聽楊銳和特拉普的對話，基本是聽天書的感覺，有翻譯幫忙也是一樣，到了實驗開始，二人還是沒有搞明白整個迴圈運轉的體系，只能像是何成和姚尺一樣，做某個區域性的工作。
楊銳設計的輔酶q1o的生產線需要1o名工人，現在算上他自己有5個，雖然僅有總數的一半，勉強卻也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