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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才有錢去查詢專利什麼的，普通研究者既沒有錢，也不想著去幹這種事。
想也沒有用，尤其是北京以外的高校的研究員們，他們查個文獻都極麻煩，寫一篇論文是真不容易，有些人一年的經費只有幾千塊，別說是請專門的公司來查專利了，打電話的錢都很拮据。
不過，楊銳是習慣了外包的一代人。到他讀研的時候，很多實驗都不是在一個實驗室裡完成了。比如要用幾千萬倍率的顯微鏡的時候，實驗室買不起機器，學校也沒有，那就乾脆請有這種機器的單位來拍照。畢竟，沒有誰喜歡藉機器用，能用錢解決的事情，大家都不願意說話的。
除了沒有的儀器，操作困難的實驗外包的也很多，有的實驗學起來就要大半年時間，或者學起來很費資源，老師懶得去教，還不如直接外包給外面的生物技術公司，成本低不說，還不用承擔“剝削”的惡名。
進入10年代以後，許多隻能招碩士研究生，而不能招博士生的老師，已經越來越習慣自己做實驗了。10年代的碩士生都是純新人，他們在本科階段的主要工作是考研，很少去實驗室裡工作，而實驗室裡的工作卻越來越難，許多頂著碩導牌子的老師都覺得教人麻煩，不如自己去做，只當研究生是洗瓶子精——上層學術界在改革開放以後一向自由，想說什麼說什麼，想做什麼做什麼，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