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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往來卻是很有意義的。
在向阿里斯塔奇提出了類似他向伯莎·馮蘇特納建議過的那些觀點後，諾貝爾說：“我對於那些勝任的頭腦嚴肅的代表人數的迅速增加，感到吃驚；但對於那些壞事有餘的空談家們荒唐無益的行為，也感到異常驚訝……所有的政府，對於避免象布蘭傑之類的個人冒險家所一再挑起的那種戰爭，無一例外地都會感到興趣。如果人們能夠找出一種減少這類戰爭的次數的辦法，也許多數政府將會感激地接受這種辦法。我曾問過自己，為什麼不能象個人之間的決鬥那樣，在國家之間也規定一套決鬥法來。被指定的證人將研究一下這場決鬥的理由是否充足。如果這種初步的檢驗仍然不能制止這些國家相互發動戰爭的話，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有誰會去冒險招致人人痛恨，或者遭到群起而攻之的危險呢？至於證人，既可以從中立國政府，也可以從象貴族這類的法庭或者其它的最高法院當中來進行挑選。如果我能夠推動和平大會工作前進的話，哪怕是隻前進一步也好，我將會感到非常愉快，並且為了這一目標，要找花多少錢我都在所不惜。不應用這件事看成僅僅是一種烏托邦思想，因為亨利四世的政府為經嚴肅地這樣作過，只是後來被拉維拉克不幸地將它中斷了。附帶地說一下，自一八一六年以來，總共有不下六十一起國際糾紛，就是透過仲革取得解決的。這足以證明，如果說國民還處在糊里糊塗的狀態的話，那麼，政府卻並非如此。”
同年在給比利時的一位和平之友的信中，諾貝爾寫道：“我已得出一條結論：唯一真正的解決辦法，是由政府簽訂一項約束它們自己的條約，以便聯合起來保衛每個遭受攻擊的國家。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導致部分裁軍，而部分裁軍才是唯一可能實現的事情，因為必須有一支武裝力量來維持治安。從前的一些政府比起它們的公民來，更加目光短淺、心胸狹窄和喜好爭鬥。現在的情況則似乎是，各國政府常常作出努力，來使被惡意的報界煽動起來的愚蠢公眾的感情衝動平息下來。”
諾貝爾關於爭取和平的辦法的觀點，也許會被看成是奇怪的，但是，人們必須記住由他的職業造成的那種奇妙的中間立場。在這位發明家所從事的炸藥和混合無煙炸藥的職業背後，始終有著一種真誠的願望，即能夠透過改進炸藥方面的技術，使得戰爭成為不可能的事。戰爭將象過去那樣，由戰爭本身來加以遏制。這就是為什麼他在給伯莎·馮蘇特納的信中能夠寫出他那句著名的、也許是舉世皆知的警句：“我的那些工廠，可能在你的和平大會之前，就會讓戰爭消亡。因為，在兩支軍隊彼此能在一秒鐘之內相互消滅掉的那一天，一切文明國家肯定會在戰爭面前退縮回去，並將裁減它們的軍隊。”
他的這些直率的、幾乎是預言性的語言，使得這一觀點變得更加有力。據軍火大王施奈德的兒子（在法國勒克勒佐市開設施奈德公司）說，諾貝爾於一八九○年在巴黎的一次討論會上曾經表明：“僅僅透過努力提高戰爭武器的精密程度，並不能夠為我們保障和平。炸藥的有限作用，是這方面的一個巨大障礙。為了彌補這一缺點，必須使戰爭對國內民眾的殺傷力也能象對前線軍隊的殺傷力一樣大。讓臨頭的危險環繞在每個人的身邊，先生們，你們將會看到一項奇蹟：如果武器是細菌學的話，那麼，一切戰爭便會很快地停止下來。”
諾貝爾從來不用旁敲側擊的辦法來表達他的意見。他在此後的年代中，一直認為對破壞和平的國家實行有力的集體干預，是防止戰爭發生的最有效的辦法。這方面的例子很多，但是，只要從他給伯莎·馮蘇特納最後的兩封信裡摘錄幾行光輝的文字作為結束語，也就足夠了。他的思想與後來作為國聯與聯合國基本原則的那些思想非常一致。同時，這些思想對於他在遺囑中關於和平獎金的規定，也起了預示的作用。
他在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寫道：“仲裁法庭將從所有的中立國得到一項關於進行制裁，甚至動用武力來進行制裁的保證。讓我們承認這一點：什麼都比戰爭好。一切邊界都是不可侵犯的，並且發表一項宣言說：任何侵略者都將遭到整個歐洲的反對。但是，這並不適用於裁軍，我甚至不曉得現在是否值得希望裁軍。從最低層來的一種新的恐怖勢力，正在使自己成為一種黑暗中的狂暴，人們好象能聽到發自遠方的空幻的隆隆聲。但是，由聯合部隊的力量來保證的和平，將使一切和平的破壞者們懂得尊重，並將很快使緊張得到緩和。我們將會看到，各國的常備軍將怎樣逐年減少，因為各國將不再存在一半居民是殺人犯、另一半則是他們的受害者這種情況了，自然也就沒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