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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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幹。”

奧地利諾貝爾工廠職工的後代們說，在十九世紀的七、八十年代，諾貝爾公司的工資和勞動條件“非常優越，很多年輕人常把他們的名字登記在招工的候補名冊上。它還實行一種制度：在那裡工作了若干年之後，每個工人就可以每月領到大約三十個奧地利先令的獎金。”現代的報紙，也顯然以某種驚奇的口吻說：“這些公司有免費治療的工廠醫生和免費供藥制度，並且有著事實上一整套社會福利，其目的是防止諾貝爾公司的退休工人出現死在廠房裡或大街上的現象。”

早在一八七九年，諾貝爾就對未來有預見地寫道：“當某一天世界真的變得文明時，那些尚不能工作的兒童和那些不能繼續工作的老人，將會毫無疑問地享受一種普遍的國家補助金。這自然是非常公平的，而且實現這種計劃，肯定會比人們想的要容易得多。”

這些就是這個人的行動和思想。與此同時，他給一名申請工作的人寫了下面一段關於他自己的情況：“我是一個厭世者，然而卻非常善良，有很多怪毛病，而且是一個耕種哲學比耕種糧食更在行的超級理想主義者。”

興趣

阿爾弗裡德·諾貝爾的主要興趣是科學和文學。他在沒有上過任何大學的情況下，獲得了技術和人文學的教育，因此，它既有其侷限性，也有它的自由性。他那個藏書很多、他在裡面刻苦攻讀過的圖書室裡，有著用各種主要語言寫的技術著作和文學書籍。他認為，對自然科學的征服，是為子孫後代創造幸福的材料；而文學的理想主義使命，則將在這方面起著它的作用。

當他孜孜不倦地學習各種語言時，他不斷將好的外國文學作品（通常是伏爾泰的作品），翻譯成瑞典文。隨著興趣的增長，他自己也變得有點象個作家。舒克教授說：諾貝爾“有著成為一名反映性詩歌作家的各種希望，因為他具有巨大的敏感和想象力，這可以從他年輕時受雪萊影響和用英文寫詩歌的嘗試中看出來。”

但是，在他後來的生活現實中，有著世界性的商業事務、科學試驗，自然地把他從詩歌方面吸引開；在他晚年的時候，他想再次拿起筆來試試短篇小說的創作手法，但已經為時過晚。他的想象力起伏不平，他曾把自己說成是在摸索中前進，就好象是他清楚知道自己似的。他的小說草稿，例如一八六一年寫的《在最明亮的非洲》和一八六二年寫的《姊妹們》這兩部抒發他對社會改革觀點的作品，或者在相當後期的一八九五年寫的喜劇草稿《桿菌發明專利權》，儘管它們的確包含著對於人物性格的敏銳觀察，但卻有點天真和造作。他對一般生活越來越多的批評態度，使得這些作品充滿了挖苦和奇妙的內容。因此，對於從來沒有發表它們，人們也就不會感到奇怪了。

他唯一的一部戲劇創作是在一八九五年寫作，於一八九六年在巴黎印刷的悲劇《復仇的女神》。正好當這部劇作出版的時候，他就死了。他的家族成員們認為：“象這麼一部可憐的劇作，不能給一位偉人帶來榮譽的紀念。”因此只留下三本儲存，其餘的全部銷燬。舒克教授說：“這件事做得對，因為公眾從這部他寫出的唯一被印刷了的劇作中，肯定將會對諾貝爾得出一種錯誤的印象。阿爾弗裡德·諾貝爾的確是位詩人，他有著詩人那種現實的概念，作為一個年輕人，能夠以詩的形式把它再現出來。但這種能力已經同歲月一道消失了。”

然而，儘管他肩負巨大的工作負擔，他卻保持了自己對詩的喜愛。他注意跟蹤包括斯堪的納維亞在內的文學潮流，並且從中看到了它在他所夢想的人類向更好的生活發展中，能夠成為一種使人振奮精神的源泉。他的遺囑的條款，告訴了我們這一點。

在他的信件裡，他經常引用莎士比亞和其他英國作家的話，並使之變得滑稽風趣；這些信件還流露出他曾仔細讀過並且珍惜與他同時代的一些哲學著作，例如赫伯特·斯潘塞，他的思想在很多方面與諾貝爾自己的思想相吻合。正如我們所知，諾貝爾在詩歌方面的嘗試，是模仿拜倫和雪萊的，他顯然對古今著名和無名作家的基本思想傾向相當熟悉。對於他所研究過的作家，他曾表示過明確的愛憎，看來他喜歡那些帶有理想主義傾向的作品，而不喜歡當時的自然主義作品。在他所崇拜的法國作家中，包括他親身相識的維克托·雨果，以及莫泊桑、巴爾扎克和拉馬丁，但他認為左拉是“一個骯髒的作家。”在象果戈裡、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等偉大的俄國作家中，他說他最喜歡的是屠格涅夫。他愛好並在給朋友的信件裡經常討論的斯堪的納維亞作家中，有易卜生、比約恩森、喬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