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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就能把自己搞死的。
當文人遭遇皇帝，一般來說，幸者絕少，不幸者絕多。但如大謝和小謝這樣，不是遭遇，而是招惹，那就絕對不會有好果子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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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與忘形（1）
得意與忘形之間，確實存在著一道最好不要逾越的界限。得意可以，但絕不要忘形。因為一旦忘乎所以，而又不知節制，失態丟人事小，遭忌惹禍事大，說不定還要付出更沉重的代價。
公元四世紀末，拓跋氏少數民族的北魏政權在北方踞起。
鮮卑族的拓跋氏這一支，好戰尚武，以騎掠剽劫為生，曠居漠北，封閉阻隔，愚昧落後，拒絕開化。因此，其野蠻程度也甚於其他邊外民族。他們對於漢文化，採取絕對的排斥態度，並且頑固地堅持舊習俗不變，甚至到了很晚的時期，才禁止同姓通婚。所以，越遠離文明的人，也越害怕文明，有機會摧毀文明時，也就越是殘忍。必然要把體現文明精神的一切，視作燒殺搶掠破壞毀滅的物件。
北魏政權，只是到了統治鞏固的孝文帝時期，才實施中原化，和漢族化的政策，嚮往文明。他命令“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加降黜。”不允許穿自己民族的服裝，“昨望見婦女猶服夾領小袖，卿等何為不遵前旨？”而且“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放，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義，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鹹納其女以充後宮。陝西李衝以才識見任，當朝貴重，所結姻親，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為夫人。”（以上均見《資治通鑑》）直到這個時候，拓跋氏政權才完全擺脫了早先的落後愚昧狀態。
實際上，野蠻的民族習性，甚至到了很晚的後來，也不能根除。從《北史·韓風傳》裡，可以看到一位權要對漢人的仇視心理：“恆帶刀行馬，未曾安行，瞪目張拳，有啖人之勢。每吒曰：‘恨不得殺漢狗飼馬。’又曰：‘刀止可刈賊漢頭，不可刈草。’……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雲：‘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卻。’”由此想見早期侵入中原，是如何的暴虐殘殺，野蠻成性的了。
歷史上不時出現的文明倒退，就是這樣產生的。歐洲十字軍的東征鐵蹄，將埃及，拜占庭文明消滅殆盡；汪達爾人從西西里殺來，輝煌的羅馬文明便毀於一旦。同樣，中國的每一次劫難，也都發生在外來的低文明的少數民族政權，和無文化的農民革命政權，進行野蠻和半野蠻的統治時期。回顧文革十年，以破四舊為名，進行打砸搶者，其中一大半是痞子運動的先鋒，以及無知的紅衛兵；那些提倡讀書無用論者，贊成知識越多越反動論者，以折磨知識分子為樂者，都是些文化低下的造反派，這與土地革命時期，“痞子”們要到小姐少奶奶牙床滾一滾的行為，異曲同工。撇開特定的政治條件，與拓跋氏肆虐文明，摧殘文化的野蠻心理分不開的。
像在此以前的羯族石勒，氐族苻堅，由於長期統領部落，居遊在漢民族的邊境內外，雖然不斷騷擾中原，但由此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和感化，也就相對的多些。於是，產生出對於高階文化的親和性和企慕性，所以，他們更追求民族的文明進步，甚至禁止穿胡服，用胡語，努力融入中華文化。拓跋氏則不同，胡服騎射，遊掠虜獲，許多陋習，迄無變化，於是，必然形成抱殘守缺，恐懼文明的敵對心理。
民族如此，具體到一個人，甚至一位作家，也是如此。
在一些作家的頭腦裡，由於對接踵而來的現代文明，時代進展，新鮮事物，生活變化，簡直來不及適應，便產生所謂的“拒絕投降”的怨尤情緒。有的作家發出思古之幽情，留戀昨天那其實一點也不愉快的貧窮生活，好象幾尺布票，幾斤糧票，幾兩油票，倒是天堂一般的生活。好象春節到了，才供應一隻雞，一把炒花生，倒是最公平的黃金時代。於是，像古人懷念葛天氏之民的原始歲月，將滿目瘡痍的昨天，塗上烏托邦的理想色彩，以阿Q式的精神來對抗現實。這和遠古時期的拓跋氏，把同姓通婚，翁媳同廬，奴役制度，虜掠人口，視作正常現象甚至還引以為榮一樣，是一種鴕鳥式把頭埋在沙漠裡，缺乏最起碼的面對現實的勇氣。另外一個更主要的原因，因為變革而打亂了陳規陋習的舊秩序，使他失去了往日的被恩渥的殊榮，長期養尊處優的結果，再找不到與新生代在同一起跑線上衝剌的力量。才對新時代帶來的文明變化，產生像對待洪水猛獸似的畏忌和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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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與忘形（2）
因此，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