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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等到李治當真要冊立武昭儀為皇后，就不是隨便睡一睡就拉倒的性放縱，可以不當一回事地馬虎過去。既然要堂而皇之地冊封，就不能不考慮這個女人的來路不正，妾身不明，就不能不考慮整個社會的綱常倫理，禮教規範。輿論導向怎麼辦啊？宣傳提綱怎麼寫啊？著實使當朝待詔的御用文人們，傷透了腦筋。
我一直相信冊立武后的這份詔書，為上官儀手筆。因為，在高宗的心目中，要解決這樣一個意識形態上的棘手難題，非上官莫屬。第一，他的官位擺在那裡；第二，他的文名擺在那裡；第三，或許不無重要的一點，他的人品擺在那裡。
在初唐詩壇上，上官儀是出類拔萃的一位。《全唐詩》稱其長於五言，“綺錯婉媚”，承襲梁陳餘緒，沿續江左風格，形成風靡一時的“上官體”，人多效之。他的詩，形式上的華麗浮豔，是足夠的，內容上的沉重切實，就欠缺了。作為御用文學，講究的就是這一套，只要好看，不怕浮淺，只要好聽，不怕肉麻，只要主子滿意，哪怕狂拍馬屁。做到這三點，他也就算得上是克盡厥職了。
因此，太宗、高宗兩朝，上官儀一直為御用文人的首席寫手，成就最大，聲望最隆。“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稿，私宴未嘗不預。高宗即位，為秘書少監，進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全唐詩》）
在朝廷裡，在宮闕中，在帝王左右，才叫御用文人。同為御用，也是流品不一，爵祿不同，高下區別，親疏差異的。這其中：一等的，出理論，出思想，稱為國士；二等的，出主意，出韜略，稱為謀士；三等的，出筆桿，出文章，稱為學士。上官儀介乎二等三等之間，與李白、王維純粹哄皇上開心，完全為幫閒的文人，稍有不同，層次稍高一疇。
在中國文學史上，真正在朝，直接被御用的文人，少之又少，絕大多數，連紫禁城的大門都進不去，更甭說想出現在帝王的視覺範圍之中了。這些亂拍馬屁，亂捧臭腳，亂表忠心，亂唱讚歌，亂喊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者，只是一心想被御用罷了。為什麼在中國，會有這麼多的文人，自覺排隊，自動靠近，自作多情，自我獻媚，冀求擠進御用行列之中呢？
道理很簡單，凡在朝，有官可當，有車可坐，有賞可得，有福可享，什麼都有；凡在野，無職無權，無車無房，無錢無勢，無門無路，什麼都無。所以，逼得他們不得不拼命巴結，拼命表現，拼命炒作，拼命兜售自己，拼命攀附要員，拼命貼緊官方，心癢難禁，做青雲直上之夢，眼紅不已，作一步登天之想。
說白了，就是幻想著皇帝打來電話，小車開到門外，一張大紅請柬，恭請閣下進宮。金殿賜坐，引為上賓，成為經筵的侍講，成為御用的筆桿；金榜留名，寵幸有加，成為穿黃馬褂的作家，成為戴紗帽翅的詩人。從此，引導潮流，所向披靡，主宰文壇，領袖群倫；從此，熒屏露臉，媒體曝光，記者包圍，網路追蹤；從此，大眾情人，風流倜儻，美女如雲，追捧物件；從此，官方色彩，身價騰貴，帝王知己，無比榮光。
這就是可愛又可恨，可憐又可嫌的中國文人，埋藏在心底裡一個永遠的夢！
民國初年，在北京的胡適之先生，就有過這樣一次意想不到的夢境實現。一天，他當真接到愛新覺羅·溥儀的一通電話，
“你是胡博士嗎？”
“Yes！”
“你知道我是誰嗎？”
“I don’t know！”
等到終於弄清楚電話對面是遜帝時，胡適也按捺不住亢奮之情。
武則天與“北門學士”（3）
無論如何，他曾是滿清王朝拖過辮子的臣民呀！雖然那是一位末代皇帝，約他進紫禁城一晤，豈有敬謝不敏之說。他不但去了，事後還相當張揚了一番。這也是人之常情，終究不是北新橋的駱駝祥子，或者三河縣的老媽子約他會面。
從魯迅先生調侃他的文章裡讀到，好像有人問過，你見到遜帝，是不是跪下來磕頭呢？好像還有人問過，你見到遜帝，是不是向他宣講杜威主義呢？他笑而不答。這種無聲勝似有言的表情，顯然這次遜帝的召見，有點喜出望外，使他那中國文人的御用情結，得到了大滿足。儘管胡適先生如今已被追捧為當代聖人了，與日月同光，與星辰同輝，差點要在孔廟裡配享了。那時，他也難能免俗。可以想象，當他從東華門裡走出來時，那種僥倖得之的意外寵遇，恐怕也是掩不住那一臉賈桂相的。要不然，他後來也不會跟蔣介石走得那麼近的。
中國文人，努力削尖腦袋盼著被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