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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吟》，一吟悲一事。
貴人皆怪怒，閒人亦非訾。
天高未及聞，荊棘生滿地。……
談白居易，不能不談他的這些諷諭詩，而談諷諭詩，不能不談他的這組直陳朝政弊端，逕指吏治窳敗，深刻反映現實矛盾的代表作。就以其中《輕肥》一首的結尾句為例，“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一個國家到了這樣天昏地暗的地步，這個統治者，這個政權，還有得救麼？
能夠大聲疾呼地寫出社會的黑暗，這是詩人的勇氣，也是文學的勇氣。所以這組極具批判精神的《秦中吟》，其振聾發聵的意義，在當時，引起朝野強烈反響，是想象中事。幸好，唐代不那麼喜好迫害文人，不那麼熱衷於文字獄，倒沒有把白居易抓起來，算是他的萬幸。
不過，為文之人，成功於文，得意於文，獲罪於文，敗落於文，這個怪圈往往逃脫不出。這組引起京師大譁的詩，不但影響到他正在上升的仕途，也為他稍後逐出京城，謫為江州司馬，埋下伏筆。
其實，這首詩，或這組詩，說實在的，寫得挺白露，挺率意，挺淺俗，挺不講究含蓄，純從詩的角度考量，除了主旨的積極意義外，在美學價值上絕不能算是上乘之作。但當時的老百姓愛讀，嗣後的老百姓傳誦，不管怎麼樣，《秦中吟》，對罪惡政權及其統治者的控訴，證明詩人的心和老百姓的心，是緊密聯絡在一起的。衝這一點，便知道在中國大多數老百姓的眼裡，什麼樣的詩最具有永遠強大的生命力了。因此，你可以覺得這組詩，其實沒有什麼深奧，但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十個字，對你心靈的衝擊，震盪，震撼，驚動，肯定是非同小可的。
說到底，中國人欣賞文學，或者，中國的老百姓對於文學的觀點，是不能拿高雅的西方文藝理論標準來套的。這就如同桔子一樣，淮水以南為桔，過了淮水，則為枳，地域不同，口味也相異。數千年來，中國人的閱讀，被訓練得已經習慣於“文以載道”。老百姓拿過來一篇文章，一首詩歌，他在享受閱讀美感的同時，也在期待作家或詩人要灌輸給他的“道”。
這使那些受過西方文學訓練的紳士淑女，閒人雅痞，挺惱火，挺憋氣，搖頭不迭，嘆氣不已。不是他們或她們不想與民同樂，而是民不吃那一套，不想與他們或者他們同樂，這樣，只好搞小圈子文學，孤芳自賞。
所以，當下的中國文壇，鞭炮齊鳴的轟轟烈烈，鑼鼓喧天的熱熱鬧鬧，說了歸齊，也只是關起門來，在一個其實有限的範圍裡自得其樂而已。據最新統計，中國人口已經超過十三億還多，我敢說，如果這個圈子的動靜，能達到多出來的那個零頭數，那也就不得了，也就是奇蹟了。
而那個大頭，整數，十三億人在等待著的，應該是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所寫：“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裡，凡鄉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似的被廣泛認同的文學；應該是元稹在《白氏長慶集序》中所寫：“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似的被公眾接受的文學。說白了，就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那種與老百姓心氣相通，能產生衝擊波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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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何以《秦中吟》（2）
你所寫的東西，與大多數中國人風馬牛不相及，憑什麼要他們向你叫好？
因此，文必載道，這是中國文學的特色。而且要載老百姓的“道”，則尤其是中國文學的安身立命之處。如果一個作家，一個詩人，為了分一杯羹，沾一點光，歌功頌德，萬壽無疆，順風搭船，為虎作倀，載的是統治者的“道”，也就不必期待老百姓為你鼓掌；反之，你載了老百姓的“道”， 也就別指望統治者和國家機器中的臣僚，以及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對你笑臉相迎。因此，白居易的這組直陳時弊的《秦中吟》，使當道的“貴人皆怪怒”，使非當道的“閒人亦非訾”，也是事所必然。
現在來看看詩人，怎麼面臨“荊棘生滿地”的政治壓力，舉步維艱的？仍以這組詩中的一首《輕肥》為例。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
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
朱紱皆大夫，紫綬或將軍。
誇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
樽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
果擘洞庭桔，膾切天池鱗。
食飽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