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遭遇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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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黃酒，掛艾蒿的人，到底有多少真正去紀念這位中國第一詩人者，也是非常有限的。

從屈原到王國維（3）

這個現實，能使中國文人清醒。

也許外國文人對於各色各樣的“辱”，見識得少，經歷得更少，忍受得尤其少的緣故。所以，讀外國文學史，譬如俄國的第一詩人普希金，第二詩人萊蒙托夫，為了一個在我們中國人看來，絕對不值得死的理由，而送掉性命。深感此二位之大可不必，也覺得此二位有如屈原和王國維之想不開。

當然，對他們隨便就豁出命去拼的精神，還是忍不住為之激動。

為什麼激動，因為懦弱的我，做不到。而且我還相信，大多數的中國人，都太把命當回事，也是做不到的。中國文人，從古至今，幾乎找不出普希金和萊蒙托夫這種樣子因嘔一點閒氣而拉開架勢決鬥的案例。

中國只有忍辱負重司馬遷，這位無論怎樣想不開，也要努力不死，絕對不想自殺，受天大的痛苦也要去著書立說的範本人物。

或許，這正是應該我們為之自豪的，由於惜生畏死的緣故，中國作家的自殺率，要低於西方，更低於日本。形成這樣一個結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於有皇帝的那些年代裡，中國知識分子被整肅得太狠了，太苦了；消滅得也太輕易了，太隨意了。因而，物理學的定律，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反倒激發了古往今來的文人，特別強烈的求生謀存的能力，只要有一絲活下來的可能，輕易不肯自絕於人民。

對不起，恰恰是那些外國同行，由於活得優裕，從容，自在，不那麼感到明顯的壓迫，威脅，鎮壓，因而稍有鬱悶，不快，壓抑，就受不了。於是，視生命為兒戲，說死就死。越是大師級的重磅作家，如海明威，如川端康成，如法捷耶夫，越是愛用這種方法解脫自己。奧地利作家斯蒂芳·茨威格，也是其中一員。

1942年2月22日，他同妻子一道，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市郊彼得羅保斯的寓所自殺。他留下一紙《絕命書》，聲言死的理由。

“年過花甲，要想再一次開始全新的生活，這需要一種非凡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在無家可歸的漫長歲月中業已消耗殆盡。這樣，我認為最好是及時地和以正當的態度來結束這個生命。”

說實在的，因這點理由尋死，對我們中國人而言，好像不是那麼值得，不是那麼有說服力的。

當然，一個人要結果自己，是他的自由，是他的選擇，無容別人置喙。按照中國文人自殺的通常規律，走這條不歸路，原因無非兩端：其一，這個世界不讓他活下去，其二，他本人也不想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光有其一而無其二，不會自殺，同樣，沒有其一，也就不可能有其二，更不會自殺。所有用非常手段結束自已者，歸根結底，一，起因源自外部，二，下手還在自己。

茨威格的絕命理由，無論外部，無論自己，以中國人的眼光，是很站不住腳的。第一，納粹離你已經很遠，第二，克格勃也算計不到你，第三，又不是生活在我們那位流氓無產者朱皇帝文字獄的陰影之下，第四，你從德國流亡到南美洲，人家巴西相當禮敬你，麵包有，黃油也有，沒有充分理由走這條路。

好像是老倆口開煤氣，一氧化碳中毒，窒息而亡。文革期間，傅雷夫婦也是用同樣方法，離開這個世界的。可傅雷是逼得沒法活了才尋死，而茨威格所在的那個巴西，既沒有紅衛兵，也沒有造反派，至於有這個走的必要嗎？

這就是外國人和中國人的不同了。西方人對於生命質量的要求，和我們只求活著便好的生存哲學，是迥然相異的。中國人有面包，哪怕沒有黃油，也可能活得很滋潤，甚至連麵包也沒有，只有麵包渣，也能苟延殘喘地活下來。外國人，光有面包和黃油是不行的，好像還需要其它精神方面的東西，中國人或者中國文人，一般不存有這種奢望。

茨威格，只是缺乏“一種非凡的力量”，就覺得活不下去，只是不能“再一次開始全新的生活”，就想結束生命。這種精神狀態，放到任何一箇中國人身上，是不會當回事的。沒有力量就沒有力量唄，不能開始全新的生活就不開始唄，至於嗎，為之而死，傻不傻？

從屈原到王國維（4）

中國人最現實，天堂再好，哪怕頓頓吃蔥扒海參，餐餐喝濃湯魚翅，他也不會去的。寧肯有一頓沒一頓的在人間熬煎，也不接受這張去天堂赴宴的請柬。這就是中國式的生存哲學了，說得好聽一點，叫“活著而且要記住”　，說得難聽一點，叫“好死不如賴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