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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娛，他的招牌著作《隨園詩話》，陸續問世，其實等於是他主編的一本發表詩作以及評論，不定期出版的刊物。由於中國的官員，好風雅，中國的文人，好高攀，中國的百姓，好追星，這部點鐵成金，一舉成名的出版物，風靡大江南北，影響巨大。那時，他不用付給作者稿費，相反，而是投稿者，送詩者，求評者，唱和者，是要具一份贄見之禮，而且恐怕不能太過菲薄。這樣，《隨園詩話》是他的生財之道，遂成了他的一棵搖錢樹。
他稱他自己：“好味，好色，好葺屋，好遊，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璋彝尊、名人字畫，又好書。”可好風雅，是要有物質基礎的，以上諸好，無一不需要大批銀兩來開銷打發。因此，一個文人，活得苟且齷齪與光明磊落，活得小肚雞腸與達觀奔放，活得低三下四與清高正直，活得軟弱缺鈣與鐵骨錚錚，都可能合二而一，並行不悖的。有什麼辦法呢？這就是那個封建專制社會里面一個文人，不準備拿雞蛋往石頭上碰，還想活得長久一點的處世哲學。心裡想的，嘴上說的，身體力行的，絕對不可能三點成一線，像小衚衕趕豬那樣直來直去的。在中國，有幾個文人，不多好幾個心眼呢？
乾隆三才子（5）
這就是袁隨園讓當時人，讓後來人搖頭不迭的現實主義。
我是不怎麼服氣那些動不動指責文人患了軟骨症，或佝僂病的勇敢者、大義凜然者、怒髮衝冠慷慨激昂者的，聲嚴色厲，義形於色，氣沖斗牛，壯懷激烈。可我一直在想，閣下，你為什麼不身體力行做出一個英勇赴義誓死如歸拋頭顱酒熱血的樣子來，讓我們見識見識？卻總是抄著手，抱著拳，說不定還摟著一位嬌滴滴的三陪女，要別人往刀尖槍口上撞？這種站著說話，不嫌腰疼的蠱惑，是不是有一點居心不良？
歷代統治者對付文人的兩手，一是文字獄，一是利德祿。硬的一手用來鎮壓不合作的反抗者，軟的一手用來收賣肯合作的順從者。袁枚絕對不是前者，但也不完全是後者。他能苟活到81歲，才壽終正寢，一輩子平平安安，甚至可以說是基本上是在快樂中度過，看來，統治者的這兩手，對他不起什麼作用，實屬難能可貴。
一，在所謂的康雍乾“盛世”中，眾所周知，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全部生存史上，活得最沉重，最熬煎的時期。袁枚就好比在荊棘叢中行走，能夠毫髮無損，溜光水滑，連一片草葉，一根樹針，一顆帶刺的毛蒡子都沾不著，你不能不佩服這位隨園先生，老滑到成了精的高超水平。
二，袁枚之尤值得敬服之處，就是隻做了不到十年清朝的官，能夠斷然不再趟渾水，能夠放得下這頂烏紗，能夠不像我的那些同行，為謀得一官半職或者只不過一個理事、委員虛名而削尖腦袋鑽營；為求有坐車、醫療、住房的優越待遇而磨穿鞋底奔走；為裝嫩，裝少壯，裝年富力強，把頭髮染得黢黑油光；為年齡到點不得不下臺又不肯下臺而殫思竭慮賴著不走，活得實在太累太累。袁枚一甩手與官場拜拜再見，與利德祿拜拜再見，還真是表現出中國文人所固有的清高氣質呢！
老實說，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里，做哪朝的官，也比做滿清主子的奴才強。
我十分欣賞袁枚的一點，就是他覺悟了，老子不陪你乾隆爺玩了，他未必敢這樣公開發表宣言，但實際上他果真不再去當奴才，用不著一張嘴，喳，一屈腿，跪，一趴下，磕，然後，萬壽無疆，臣罪當誅。對袁來講，這一切，統統去他媽的王八蛋了。
不要說大清朝，整個中國封建社會中，像袁枚這樣棄官而去者，也不是很多的，能不為他的這種毅然決然的大解脫喝一聲彩嘛！
他的兩位學弟，就不如他想得開了。蔣士銓乾隆二十七年任順天鄉試官，《通考》纂修官，乞假奉母南歸，估計受到袁隨園的一些影響，也想當一個徹底的純文人，求得不當奴才的自在。可是，到了乾隆四十三年，因高宗在詩中念及他這位江西名士。乖乖！這可不得了啦！萬歲爺還惦著我咧！我估計，喜極而泣的同時，那當奴才的劣根性，隨著淚流一片而復發了。為了感激天恩，又屁顛屁顛來到北京。他那知道日理萬機的帝王之尊，會把隨便說的一句話當真？蔣先生只好在國史館當編輯，作書蟲，坐冷板凳。可他那以為有朝一日可以當上國師的夢，始終醒不過來，就這樣，一直到乾隆五十年，仍被雪藏著，不但沒有發達，反而因北方氣候的不適應，患了類風溼病，終於不治身亡。
而趙翼這個大文人，他的《陔餘通考》、《廿二史札記》，幾為治中國史者案頭必備之書，這都是他乾隆三十七年因受到降職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