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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論，知識分子舞文弄墨，敢跟皇帝公開叫板，存心搗亂者，極少極少，大多數，或是出於不通時務，不曉世事，不夠檢點，不知深淺；或是出於無心之失，偶然之錯，行文不慎，落筆走火，或是出於不知好歹，秉筆直書，不知忌諱，碰上槍口而犯了錯誤。若遇到心胸寬容的領導人，放他一馬，量他一條砧板上的魚，又能蹦得多高？但中國大多數皇帝，哪怕胸無點墨者，都患有意識形態恐懼症，哪怕是在行間的蛛絲馬跡，也不能隱忍的。所以要收拾他認為是跟他搗亂，其實未必就是真敢搗亂的知識分子，常常採用文字獄的手段，殺一儆百，使士子們噤若寒蟬。
在封建社會里的文人，無論是優處廊廟，還是卑居林下，其中之優秀者，然而，的若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他的良知是不允許在民族存亡，家國危機，老百姓的疾苦，神州赤縣的災難前面，背過臉去的，因此，難免就要發出一些皇帝老子不愛聽的聲音。
莊廷鑨，可能就是這樣一個對故國念茲在茲，不能忘懷的文人。
可是，大多數皇帝，日理萬機，忙得不可開交，未必有可能發現文人們“反動”、“惡攻”、“大不敬”、“推翻政權”的言論，這就給整文人的小人們，提供了一個立功邀賞，如魚得水的廣闊天地。經過他們的提醒、暗示、告發、揭露、大批判、小報告、咬耳朵、檢舉信，把皇帝這根神經挑動起來，於是，磨刀霍霍，知識分子的血光之災，就降臨而來。
私刻《明史》一案，株連之廣，殺戮之眾，妻女沒為奴婢，家人遠流邊戍，處罰的狠毒程度，令人髮指，但被康熙賞賜所沒收莊廷鑨全部財產的揭發者，偷偷躲在一邊樂，樂得嘴都合不攏，也是事實。
小人之可惡，可恨，可怕，由此可見。
話說回來，文字獄，不是中國的特產，外國也有，統治者不大喜歡與他作對的文人，這一點，全世界都差不太多的。法國的作家左拉，為受誣陷的軍官德萊福斯鳴不平，寫了《我控訴》一文，被軍事法庭定了罪。他在將要關進牢房服刑前，逃亡英國，隱名埋姓，這是很典型的外國文字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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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刻明史案（2）
自秦始皇起，統治者對於知識分子，從來採取敏感，在意，防範，警覺的態勢，到了明、清，這根弦繃得更緊，疑懼，猜忌，排斥，仇視，形成了一種病態的過分反應。文網森嚴，文禍叢生，動輒就拿知識分子開刀。一談文字獄，通常指明、清兩代對於文人的迫害。所以，這兩朝的知識分子，誠惶誠恐，抱戴罪之身，磕頭搗蒜，唯求皇恩浩蕩；一個個如履薄冰，戰戰兢兢，日子特別不好過。不知道什麼時候 飛來天外橫禍，即使死了，還會拖出棺材戮屍。所以，誰敢不夾著尾巴，低頭做人呢？
莊廷鑨一案，清廷用來大殺那些敢叫板的漢人知識分子，因為碰到了異族非正朔的敏感問題，也因為碰到了統治二十多年以後，仍被非議為竊主中華的異族政權的危機問題。於是，磨刀霍霍。
修史一事，新政權是很忌諱的，官方早於1645年（順治二年）就設立《明史》館，固然是為了總結前朝的成敗得失，更主要還是為了新政權御臨天下，一統江山的需要。作為外族統治者，如何抹去殘酷屠殺的可恥記錄，如何修改對於自己以往的不利記載，如何證實其統治中華的合法合理，這一切，絕對要求輿論一律的。因此，私人治史，自說自話，很大程度上具有相當風險。如受莊案牽連的查繼佐，他著的《罪惟錄》，一直在夾壁牆裡藏到辛亥革命後才公諸於世。可見莊廷鑨想在這個危險領域，撈到些什麼，明擺著是在討死了。
問題還在於莊廷鑨很有錢，錢多了，人就會發燒，就得想辦法消費，但他不像別的富家翁，或討幾個小老婆，或養幾個女戲子，或蓋幾處大宅院，或買若干假古董；要不，捐個候補道臺，弄個不大不小的官來做做，這些，他都不屑於幹，而是一心求名。
名，有兩種求法，一種是靠自己點滴積累，很慢，也很辛苦，一種說來就是所謂捷徑了，莫過於買名，只要捨得扔鈔票，多大的名都可以到手。時下一些老闆，找作家給他寫傳記，一些明星，求槍手給她寫身世，一些官員，要記者給他寫專訪，一些健兒，讓左右給他寫生平，都寧耐不住地走這條捷徑，實在是求名之慾火在胸中折騰的結果。不過，莊廷鑨富而求名，只求文名，雖說附庸風雅，但也雅得大氣。頗花費了一些銀兩，成立了以他為首的《明史》編纂委員會，甚至邀請了像查繼佐那樣的歷史學家，幫他主持筆政。
不知是老天成全他呢？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