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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成祖出建文時群臣封事千餘通，令縉等編閱。事涉兵農錢穀者留之，諸言語干犯及他一切皆焚燬。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眾未對，貫獨頓首曰：‘臣實未嘗有也。’成祖曰：‘爾以無為美耶？食其祿，任其事，當國家危急，宜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特惡夫誘建文壞祖法亂政者耳。’後貫遷中允，坐累，死獄中。臨卒嘆曰：‘吾愧王敬止（艮）矣！’”
知道自己底子潮的解縉，腦筋多了一份清醒，與其辨白，無如閉嘴。文人遭遇皇帝，比秀才遇到兵，還要麻煩，還要危險，他已經侍候了兩個朱姓皇帝，懂得在這種天威下，如何夾緊尾巴，如何討好迎合，如何化險為夷，如何磕頭求生的苟且之計。解學士的小聰明，大智慧，就表現在這種既敢於下賭投注，也善於應急之道，既能喊最響亮的口號，決不怕肉麻，也會不停調整自己，能放下身段，去適應變化著的世界，正是這一份超常能力，他那首詩中所寫“天風吹我不能立”狀況，一直陪到第四位皇帝，總算沒有發生，真是難能可貴。
大約從六月十二日晚七點，到十三日早七點，不足一個對時，解學士的兩面表演，卑鄙得那麼坦然自若，無恥得那麼津津有味，可謂登峰造極矣！這也應了明代大學士焦竑《玉堂叢話》中所說的，解縉所信奉的“寧如有瑕玉，不作無瑕石” 的人生哲學，促使他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連川劇的“變臉”，也趕不上他的變化之快。
儘管如此，我也不想將“小人”這個字眼，加諸解縉頭上。因為，他這樣做，是他自己的生存之道，無可非議；而且，他也沒有拿別人當墊腳石或者當見面禮。也許由於我一輩子，從來沒好運碰上過這樣一位“君子”式的小人，僅這個緣故，我佩服解縉之不害人，小人之小得光棍。
這個極有眼力，極善揣摩，極能體會，極能迎合的解學士，一夜之間，易主而事，成為永樂的首席寵臣，是一點也不奇怪的。歷史上所有的皇帝，都不討厭馬屁，尤其不討厭文人拍馬屁，我也不解何故？也許文人的馬屁，講究一點修辭方式，不至於肉麻得直起雞皮疙瘩，能撫摸得主子更受用些吧？於是，朱棣馬上給這位解學士派下來修《太祖實錄》，修《永樂大典》這樣極體面，極榮耀，也是極需要學問的重大差使。
應該說，明代的解縉，宋代的歐陽修，這兩位鄉黨，在學問和著作上，也是可以相互媲美的。歐陽修的《新五代史》，與宋祁合修的《新唐書》，為清朝官定的《二十四史》之一種，自然也就有不朽巨讞的身價。而解縉，他主持編纂的22877卷，11095冊，合計3點7億個漢字的《永樂大典》，儘管散失殆盡，但當清代《四庫全書》沒有問世之前，這部史無前例的，極其龐大的類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價值，也是舉世公認，罕見其匹的。
雖然，朱棣派了他的軍師，高參，那位和尚姚廣孝掛帥《永樂大典》，但具體的總編纂重任，是由窮盡經典圖籍，閱遍千古文翰的解縉來承擔。其博學，其睿智，其氣魄，其精力，你不能不欽服；這時，他也不過34歲，相當於剛成名時的知青作家那種年紀，你能不向這位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的解學士脫帽致敬嗎？
然而，實事求事地講，解縉比之歐陽修，在文章的名聲，詩詞的成就方面，就差池多了；在文學史的建樹，文學思潮的影響方面，就更為遜色。無論如何，歐陽修矯五代靡頹文風，倡古文運動，和唐代韓愈一樣，“文起八代之衰”，是得到千古定評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詩詞歌賦，至今仍弦誦不絕，甚至幾首信筆拈來的小令，也寫得風致嫵媚。
解學士之死（5）
而解學士，真替他抱屈，除了那部破碎殘缺的《永樂大典》，他的名篇是什麼，他的代表作是什麼，他的文學主張是什麼，除專門研究者外，大多數中國人，便了無所知了。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了，才高見嫉，不是老天爺要你死，而是皇帝不讓你活，縱有三墳五典在胸，錦繡文章在口，出手珠璣，落墨華彩，腦袋一掉，這些才華也隨之成為一抔黃土。
想起這些早早死於非命的天才，青冢枯草，杜鵑啼血，那是很令人黯然神傷的。
如果，他像歐陽修那樣，活到65歲，而不是44歲被朱棣殺了，多上近二十載揮斥方遒的文字，也許他的滿腹精華，文學能量，還能多存留一點在世上。
如果才華橫溢，聰明透頂的解縉，此生只當一個純粹的文人式官僚，或者，官僚式的文人，第一，不會死得那麼早，第二，多活若干年的話，“庾信文章老更成”，其文學成就，也許不亞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