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遭遇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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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這句古語的中國文學史上的典型事例。

大清三百年，有無數出名的和不出名的文人，但沒有一位比他更幸運。很長時間內，中國的索隱派紅學家，認定他就是賈寶玉的原型人物。因為他的確也是一位特別多情，特別浪漫的富貴公子。在文學史上，有人可能風流，可並不富貴；有人可能富貴，但並不風流。有人可能是才子，可討不來佳人芳心；有人可能很得女人垂青，但作品寫得很撒爛汙。唯這位納蘭性德，卻是兼而有之的幸運兒。

“納蘭眷一女，絕色也，有婚姻之約，旋此女入宮，頓成陌路。容若愁思鬱結，誓必一見，了此宿因。會遭國喪，喇嘛每日應入宮唪經，容若賄通喇嘛，披袈裟，居然入宮，果得一見彼姝，而宮禁森嚴，竟如漢武帝重見李夫人故事，始終無由通一詞，悵然而去。”（蔣瑞藻《小說考證》引《海漚閒話》）

老天給他的風流很多，給他的才華也很多，但是留給他享受愛情，揮灑文彩的日子卻很短很短。也許他意識到上帝的吝嗇，所以在他的詞章裡，拼命描寫男女豐富的情感，竭力描寫世間美麗的女性。我在一篇《頭髮的功能》的隨筆中，認為他也許是中國最善於描寫青絲秀髮的詩人，當非過譽。他的《飲水詞》，“哀感頑豔”，確是一部“嘔其心血，掬其眼淚，和墨鑄成的珍品。”（張秉戌《納蘭詞箋註》）

然而，實在令人非常傷感的是，生於1654年，死於1685年的他，匆匆而來，匆匆而去，只活了31歲。

原名成德，字容若，號楞伽山人，滿洲正黃旗人，納蘭氏，其父為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明珠，是康熙的重臣。拜尚書徐乾學為師，十七為諸生，十八舉鄉試，十九成進士，二十二授乾清門侍衛。尤其康熙對他的眷注，非同小可。“異於他侍衛，久之，晉二等，尋晉一等，上之幸海子、沙河，及西山、湯泉，及畿輔、五臺、口外、盛京、烏剌，及登東嶽，幸闕里，省江南，未嘗不從，先後賜金牌、綵緞、上尊、御饌、袍帽、鞍馬、弧矢、字帖、佩刀、香扇之屬甚夥。”（徐乾學《納蘭君神道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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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比誰活得更久（3）

因此，我在想，優裕的物質環境，優雅的精神世界，優容的貴族生活，優渥的政治待遇……對於這位出自滿洲貴族家庭的詩人來說，幸乎，不幸乎，真還得兩說著。雖然，“滿洲詞人，男有成容若，女有顧太春”，清代文學史從這個角度，對其詞章的成就，評價不低。雖然，他的《飲水詞》，當時和後來的很多評家，常以南唐主，玉田生與之比擬。但是，天不假之以年，縱有蓋世才華，也不得淋漓盡致地發揮，唯有齎恨而沒。這就是他老師在《神道碑文》中不勝嘆息的，“甫及三十，奄忽辭世，使千古而下，與顏子淵、賈太傅並稱”。

由此可見，過於幸福，過於美滿，過於無憂無慮，過於安逸享受的“沃土”，對於文人，對於文學，未必太值得額手稱慶。家世的顯赫，仕途的順遂，朝野的褒譽，帝王的恩寵，也無法彌補這位詞人短命的遺憾了。但是，一位皇帝對於一位文人格外施恩的寵遇，在歷史上也許並不罕見，但在如今被捧為“盛世”的三朝裡，納蘭恐怕是唯一的例外。

大清王朝以異族統治者御臨天下268年期間，對於文人之鎮壓，世所罕見，史所罕見。據記載，中央政府一共搞了160餘起文字獄案件，平均一年半就要對文人開刀問斬一次。掉腦袋的，坐大牢的，流放寧古塔，或更遠的黑龍江，烏蘇里江，給披甲人為奴的，每起少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加上地方官吏的共同作惡，全中國到底殺、關、流了多少文化精英，恐怕是個統計不出的巨大數字。所謂“盛世”時期的文人，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兢兢的日子，並不比索爾任尼琴在古拉格群島的遭遇，好到哪裡去。

試看乾隆年間曹雪芹寫《紅樓夢》時，隔三差五，就要跳出來大呼皇恩浩蕩，歌功頌德的卑微心態，純粹是文人腦袋掉得太多而嚇出來的後遺症，便可瞭解作一個這樣“盛世”文人的可憐了。一直到道光年間，龔自珍在《巳亥雜詩》中，猶有“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的詩句，說明康雍乾三朝收拾文人的殘酷，一個世紀過去，晚清文人仍是心有餘悸的。

所以，對時下流行的“盛世說”，我是持質疑態度的。

這三朝，似有“盛世”之象，但無“盛世”之實，即以康熙為例，八歲登基，十五親政，內除鰲拜，外平三藩，收復臺灣，抵制沙俄，敉平叛亂，鞏固政權，治國六十年，只能說是一位比較傑出的君主。在他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