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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畢生追求的“復禮”，即復“中庸”之德。為了實現這一理想，孔子極力宣揚“禮”，視“禮”為安身立命的基礎，做人的根本。他說：“不學禮，無以立。不知禮，無以立也。”
後來，董仲舒的“天人合類”、程朱以“天理”為本思想，都沒有超出“和”的思想。“和”即“中庸”之德，是至高的“道”。
再次，《周禮》影響了中華民族性格與人格形態。君子在西周指統治者，後來成為貴族階級的人格規範，其含義漸漸被道德化、寬泛化了。
孔子進一步將有道德、有教養的人稱為君子，給“君子”一詞注入新的含意。“知書達禮”、“溫柔敦厚”的君子，體現了和諧的中性性格特徵。“君子”人格的本質，即《周禮》“和”思想在人倫方面的體現。後人對“溫溫恭人”、“溫柔敦厚”性格的崇尚，與《周禮》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王國維將《周禮》的基本原則歸納為尊尊、親親、賢賢和男女有別。其實尊尊維護上下和諧，親親維護親族和諧，賢賢維護用人和諧，明男女之別維護性別、家庭和諧。
總之，在《周禮》中，天人合一是“制禮作樂”的基礎，人倫和諧是手段，政治社會和諧是目的。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四章 從大同之治看《禮記》
《禮記》是秦漢以前禮樂文化的論著彙編。
相傳孔子之後，其門徒“七十子”散居於各諸侯國，所傳講禮的文章甚多，十分博雜。西漢宣帝劉詢在位時，今文禮學大家戴德選其八十五篇彙編成《大戴禮記》，其侄子戴聖選其四十九篇彙編成《小戴禮記》。東漢後期，大戴本流行滯後，小戴本漸漸凸顯，並以《禮記》之名與《周禮》、《儀禮》合稱“三禮”，盛行於世。
《禮記》主要是對禮制、禮意的記載和論述，其中涉及秦漢以前的社會組織、生活習俗、道德規範、文物制度等，反映了儒家的政治、哲學、倫理思想。這些都是研究古代史的重要材料。從藝術角度看，《禮記》議論文中的部分章節，雍容大雅，氣勢沛然，結構嚴整；其記敘文則又文筆凝練，言簡意賅，尤其部分敘事小品，生動形象，意味雋永，多優秀之作。
《禮記》於宋代列入“十三經”，為士子必讀之書，對後代思想、文學都有一定影響。主要注本有東漢鄭玄的《禮記注》、唐代孔穎達的《禮記正義》、清代朱彬的《禮記訓纂》和孫希旦的《禮記集解》等。
一、眾說紛紜論《禮記》
《禮記》的作者、編纂者和成書年代，眾說紛紜，呼聲最響的當數西漢戴聖編纂、孔子門徒“七十子”所著。
西漢武帝末年，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得到一批古文先秦舊書，其中有“《記》百三十一篇”。（《漢書&；#8226；藝文志》）由於《記》依附於“經”而流傳，性質類似於現在的參考資料，不得列入學官。
儘管如此，《記》依然受到儒家學者的高度重視，許多人都蒐集了自己的選本。經過多年的比較和淘汰，到東漢中期，戴德、戴聖的選本漸漸確立下來。
鄭玄在《六藝論》中說：“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孔穎達《禮記正義&；#8226；引》）
西晉儒家學者陳邵卻持不同見解，他在《周禮論序》中說：“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序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
《隋書&；#8226；經籍志》基本承襲了陳邵的觀點，其差異一是將“二百四篇”改為“二百十四篇”，二是將“四十九篇”改為“四十六篇”，將馬融“去其繁重”改為“定《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合四十九篇耳。
其“志”曰：“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序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今四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