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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要做好應變準備。當時我在冀察綏靖公署軍務處當中尉科員，冀察綏署是冀察兩省和平津兩市的最高軍事機關，幹部來自第29軍和東北軍兩部分。當時大家一上班就議論抗日問題，許多人認識到日本早有亡我之心，對日本人侵略罪行憤慨萬分，並表示決不當亡國奴！
我是河北省鹽山縣人，距第29軍軍長宋哲元故鄉（山東樂陵縣）只有三十多華里。第29軍軍部裡有許多我的同鄉，有時我到南苑軍部去看望他們，每次都遇到他們在議論中日戰爭的前途。青年軍官們絕大部分都是速勝論者，他們說：“日本的常備軍只有幾十萬，我國的軍隊有兩百多萬，儘管他們的軍隊素質好，裝備好，但作戰經驗不夠。我國的軍隊在內戰中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又是在國內打仗，天時、地利、人和，皆對我軍有利。日軍勞師遠侵，補給困難，語言不通，情報不靈，困難重重，用不了一兩年時間就會被拖垮。他們還談道：中國這麼大，把日本全部軍隊都擺到中國來，一個縣能有幾個日軍？日軍佔領的地方越多，他們背的包袱就越重，遲早會被收拾掉。聽到這些議論，我也覺得有道理，認為中日戰爭遲早要打起來，早打比晚打強。
冀察綏靖公署是1936年2月成立的，第29軍軍長宋哲元兼任主任，他平時很少到綏署辦公，日常行政工作委託給總參議石敬亭和參謀長傅佔魁主持。盧溝橋事變前，宋哲元到綏署召集全體幹部講了兩次話。宋講話的目的是表明態度，安定人心。他說，最近一個時期，日軍一再鬧事，時局顯得緊張，我希望大家沉住氣。日本在華北的駐屯軍共有多少人，咱們清清楚楚，日軍就是那麼幾千人，今天往這裡調動，明天往那裡移防，都是虛張聲勢，製造假象來迷惑我們。我天天派人監視著他們，不管往哪裡調動，還都是原來那幾千人。宋哲元說，聽說大家受不了日軍的窩囊氣，急於要打，這種心情我理解。關於打不打的問題，要有中央的指示，中央沒有明確指示，我們一個軍打起來，中央不接濟我們，怎麼辦？如果是那樣，我們在前面打，後面斷了供應，我們這個軍將處於危險境地，大家考慮過這些問題沒有？宋哲元還說，打起仗來，我們這個軍毫不含糊，日軍有飛機、坦克，我們有大刀，在喜峰口等地我們是較量過的，兩軍殺到一塊去，飛機、坦克就不如大刀頂用。今後局勢不論怎樣變化，我宋哲元決不當漢奸，決不賣國！聽了宋的講話，大家有了一個底，但仍有相當多的青年幹部有急躁情緒。這些幹部的指導思想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日本人這樣瘋狂，先和他們幹一仗，也許他們會老實一些。由此可以看出許多青年軍官強烈的抗日愛國之心。
進入6月份以後，日軍幾次在北平城郊演習，第29軍就和他們在同一個時間演習。值得一提的是，日軍在哪個地方演習，第29軍就在日軍演習地點的兩側演習。我們一些同事把這種演習叫做夾肉燒餅式的演習。就是說，不論日軍在哪裡演習，第29軍都要把他們包起來，要演習就演習，要打就打。
綏靖公署位於北平鐵獅子衚衕一號，是北洋政府海軍部的舊址。6月份綏署各大樓的房頂都塗了保護色，軍務處第一科是軍械科，積極籌備彈藥。綏署及第29軍的隨軍家屬，都限期遷回了原籍，綏署的幹部也都停止了事假，並加強了值班。
盧溝橋事變後北平淪陷
第29軍已撤退，日軍馬上要進城，我們這“一家七口”，除去我叔父有行醫執照以外，我們這六個大小夥子算幹啥的？首要的問題是更改戶口。原來是集體戶口的，要改成分戶戶口，原來是軍人身份的，要改成其他行業。我們便到警察局去求情。到警察局一打聽，不僅僅是我們，所有滯留在北平的第29軍的官兵，一律按各自的具體情況被改變了戶口。聽到這個訊息，我們以非常感激的心情，向警察局表示謝意。據我所知，在綏署八個處一千多人中，宋哲元只帶走了參謀長宋梅村、作戰科長盧鳳策。更改戶口是在第29軍撤走以後，日軍未入城以前這個間隙裡進行的，時間短，工作量大，警察局本身也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亟待解決，就在這種緊迫時刻，把成千上萬的第29軍人員戶口改變了，這是個了不起的行動。還有，我在北平困處了一個多月，沒有聽說哪一家房東告密揭發第29軍人員的。
日軍侵佔北平以後，在大街上經常行駛著一些軍用汽車，車上都是全副武裝的日軍和軍用物資。有一次我們看到汽車上摔下來一個日本兵，心裡很高興，摔死一個少一個。哪知摔下來的“日本兵”很有彈性，掉到地上會彈跳，我們才明白車上拉的都是橡皮人。有一次我看到汽車上摔下來幾
